卅多年前爱滋为世人所知时，因为不知治疗之法而造成大量罹病者死亡，也埋下世人的深深恐惧，避之唯恐不及下，采取隔离或污名化方式应对，也衍生出不当的歧视心态，影响迄今仍巨。因为不了解，所以恐惧吞噬心灵，在爱滋可以治疗控制、已非致命绝症的今日，让我们回探爱滋的「前世今生」，从认识爱滋开始，让恐惧摊在阳光下融化……
爱滋不是单纯的医疗、公卫问题，而是关乎人性的议题。习惯只用医疗和公卫的眼光看爱滋，是无法解决医疗与公卫以外的问题。
当人类卅多年前知道爱滋时，对它很陌生，不知道怎么治疗，眼睁睁看著它夺走许多人的生命。后来逐渐认识，知道不是HIV病毒直接致人于死，而是它会破坏免疫力，让身体防护大开，任何疾病都会变成威胁。
那是一段人类医疗史上的浩劫，留下几个重大影响：
一、科学家卅年来不断探索、研究，对爱滋病愈来愈了解，也研发出治疗效果愈来愈好的治疗药物。最划时代的转折，是一九九六年何大一博士提出的鸡尾酒疗法，此后，爱滋不再是绝症，致死率大幅下降。至今，感染者只要照顾好，平均寿命和一般人很接近。
二、尽管进步的药物已经让感染者不易被死亡威胁，但是早年巨大的死亡威胁阴影，却随著长期以来的恐吓式卫教余威，在许多人心中深深烙印，依然闻爱滋色变、惊恐万分。
三、惧怕死亡和落后的爱滋知识，让不少人停在爱滋连结死亡的印象，也以为这是特定族群才有的病。不符现况的错误认知，让有心人有机会操弄恐惧作为攻击感染者和同志的武器。
感染者≠爱滋病人
传染HIV病毒有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
一、接触到带有病毒的血液或特定体液（精液、前列腺液、乳汁、阴道分泌液）；
二、足够的病毒浓度；
三、正在流血的伤口或黏膜。
许多人分不清感染和发病不同，混淆影响了对疾病的态度。当HIV病毒跑到一个人身上，这人叫「HIV感染者／带原者」，他有传染给别人的可能。这时免疫力还没被破坏，身体一样健康，不影响生活。过一段时间，当病毒破坏免疫力，让免疫指标CD4降到某个程度，就是发病，才叫「爱滋病人」，这时病人健康遭受极大威胁，若没好好治疗，甚至会死。感染到发病期间，称作「潜伏期」。时间多长？因人而异，有人三、五年或十年，也有人廿年没发病。所有治疗、定期就医监控病毒量和免疫力数值，目的都是为维持健康、不要发病。
隔离病毒、还是隔离人？
有人认为，把感染者和非感染者「隔离」，病毒就不会乱传染、不再有人会成为感染者。于是，人们在被验出感染后，遭排挤、被退学或工作权被剥夺。台湾法律上还有个存在多年的「蓄意传染罪」——知道自己感染、和人进行无防护性爱、让对方感染，就罪刑伺候。甚至有个政策措施「接触者追踪」——主管机关逼第一线个管打电话问感染者最近和谁做爱，请感染者交出对方联络方式，想叫对方去做筛检。
这类法规或政策措施，对防疫无济于事，且严重侵犯隐私，也让执行者可能失去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关系；忽视亲密行为里的决策是彼此互动而来，把传染责任单向归咎于感染者并不公平，长期下来对感染者造成很大压力和污名。感染者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及性爱需求的人，不是得瘟疫的猪牛鸡鸭，况且这个病已有良好的治疗途径，不再轻易致死。「隔离思维」防止不了病毒，却把感染者逼入绝境、加深罪恶感、切割人际连结。
划分「他们HIV+感染者」和「我们非感染者」的红线，意味著许多人以为：只要和爱滋的距离很远，不用认识爱滋、不必去了解感染者处境，好好躲在这一头，我不感染就好。这条线刻画了人性的自私，也抽离了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复杂性。
测不到＝不具感染力
近年，医学上普遍了解，规律服药的感染者，服药超过半年，有很高比例「测不到」病毒。科学上，测不到指的并非病毒为0，而是现有仪器精密度限制，无法测出低到20或30以下的病毒量。此时，感染者身上虽有病毒，但数量低到无法感染给别人。这几年，多个大型研究，更肯定这个论点：相异伴侣（一方为感染者，一方未感染），只要感染一方测不到，即使两人做爱不戴套，另一方也不会被感染。这项知名的“PARTNER 2”大型研究结果，在二○一八年七月阿姆斯特丹世界爱滋大会上发表，再度证实论点。
U=U（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病毒量测不到=不会传染）是现在世界上许多爱滋团体重要的倡议主题。U=U的倡议，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感染者的罪恶感，不必再担心伴侣或性对象被感染，卸下被指责的重担。
不愿面对，恐惧又如何消弭？
对爱滋和感染者的歧视，是从恐惧和偏见的小小种子萌芽，初始让人忽视，以为没什么。殊不知，恐惧和偏见已在反复渲染下，长成难以撼动的巨木丛林，社会上对爱滋和感染者的歧视，普遍且烙印心底。当「反歧视」已成政治正确，没人会直说「我歧视爱滋」、「我歧视感染者」。现实里，歧视却未曾稍减，躲在层层的美丽说词包装下。想改变，光喊「我不歧视」、「大家不要歧视」没用。
这几年演讲「认识爱滋」，我会把「爱滋恐惧」当主题讨论，邀学员从自身经验出发，想想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下，曾对爱滋恐惧？恐惧的样貌为何？正视恐惧的存在、理解恐惧的运作，才有机会消除恐惧。
生命受威胁时远离危险，是人类求生本能，这是爱滋恐惧的原始动力。但人类还有行为决策和风险管理的机制，既要避险，又不致寸步难行、什么都不做而影响生活。有人把爱滋讲得恐怖万分、闻之丧胆，高喊要保护孩子不受威胁，用的方式却是污名疾病、践踏感染者和禁止性安全教育。面对路上常发生的交通事故，保护生命安全的风险管理，不是足不出户，而是理性分析事故原因，遵守交通规则、戴安全帽、远离大卡车、不闯红灯、不酒驾，为什么遇到爱滋，却认为「青少年不做爱」、「男同志不肛交」才能避免爱滋传染？
爱滋工作是社会运动，不应只有防疫宣导
从同志观点看，爱滋工作是一场爱滋运动，不应只停留在防疫宣导。社运理念以「人」为中心，检讨权力结构造成的不公不义，发声并促成改变。隔离和围堵阻挡不了病毒的传染；喊口号解决不了歧视；只用数字了解爱滋，看不见感染者遭受的伤害及污名带来的压迫；不谈感染者处境、不讨论「恐惧」的教育，无法有效改变人们的想法。
澄清错误和过时的观念，须以医学知识为基础，但解决和扭转爱滋政策偏颇，不能只仰赖专家观点，决策机制必须听见更多感染者主体的声音、第一线工作者发掘的问题，以及民间团体丰富的处境观察。
文字｜喀飞 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理事长、爱滋病修法联盟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