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Jan Kott的说法，不但时间不存在，连历史也是不在场的，我们的公共事件一向是这样缺乏论辩和斗争的过程，导致台湾社会有一种公众的失语，我们很习惯在公共空间保持沉默，留待在同温层众声喧哗。于是，我们连历史的暴力都还感觉不到，历史就结束了，我们的历史里只有轮回没有暴力，再加上我们都希望自己看起来不暴力。可是沉默本身就是暴力的，因为它默许了保守者代言我们的自由。
亮：「平庸之恶」在汉娜．鄂兰笔下，是一出发生在法律殿堂里的历史剧，华丽的布景衬托著血腥和暴力、计划和屠杀，主角却是一个凡人，一个在犯罪的同时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正义，所以拒绝被判死而想要活下去的人。今天媒体上的平庸之恶则变成一个幕间剧了，它是一段插曲，仅有的是一点点娱乐效果，可是它发生得太快，快到几乎没有人笑，也几乎没有人觉得不可笑，就结束了。
唯有一点不变，就是罪犯把自己当成正义的使者。
我想说的是发生在10月底的「北美馆馆长记过」事件。故事大纲如下：某市议员接获陈情，指称北美馆展出艺术家梅丁衍1994年的作品《哀惇砥悌》（identity），只会令台湾所面临的外交困境更加困难。于是，「增进外交」突然之间成为了一个艺术标准，被市议员拿来质询市长：「这样可能煽动外交仇恨的展出，真的适当吗？」议会成为审判一件作品是不是艺术的法庭。我们的市长作为艺术的法官，回答很简单：「把馆长记过就好。」我们还记得他竞选时曾说过，台北是一座没有美感的城市，现在我们知道他的美感是一种行政的美感，发公文惩处的美感。
在所有人急著审判却不想讨论艺术的情况下，艺术家只好自己反击：我的作品是一种反讽，因此，任何还有一点幽默感的外交官都不曾提出抗议，我们也不会因为没有幽默感而恢复邦交。同时，视觉艺术的民间团体也发出严正声明，谴责行政机关应该捍卫而不是打压言论自由。这点常识，市议员没有，所以必须等到这时候，才要求市长道歉。市长显然对于大公无私的判官角色十分自恋，曰：如果用词不当，导致误会，我道歉；但我只是要表明我没有包庇谁。然而，问题不在于谁误会了他，问题在于他应该而没有捍卫言论自由的时候，依照同一种他所喜好的行政美感，谁来惩处他？
一个月后，美术馆馆长主动请辞，并强调此事与彼事无关，虽然任期未满，但她届龄退休，才申请回校。故事先说到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如果你是美术馆馆长，你会怎么做？
公共领域的公共想像
芝：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这问题对我来说，重点不在于是否有一个身为馆长该如何做的答案，如果有答案，这个答案甚至应该是开放且集合式的，也许是对于公务人员奖惩机制的幽默应对以显荒唐，或者筹划某个议会剧场的身体行为，里面都含有倡议与协商的力度。想像馆长该怎么做，好比一种政策辩论的演习，反映出不同作风和理念的主事者，在面对误把惩处当作业绩的政治人物时，所采取的切入角度，以及对政治的态度。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关系到的是，众人对于艺术场馆的想像力，和对其所赋予的责任与期待。
当艺文场馆发生一件丑闻或争议时，往往是一次打开公共讨论的契机。由于创作的概念遭到政治利用上的扭曲，显现政治人物普遍欠缺艺术涵养，无法理解场馆就策展层面所提出的历史问题共议，也仅能以是非判决的打压，做出不见异议包容性的言行。整个事件在媒体的报导中，只是又一次跳梁小丑的演出，人们或许也懒得再对这一插曲发出笑声，相较于其他更具娱乐效果的新闻，一声强硬而无反省的道歉之后，人们便不再需要追究后续捍卫言论自由的警惕，也就遑论从「记过」到文化公共性的讨论。
所以我想，这次事件和你问的那个假设，其实牵涉到，无论是媒体风向或舆论情绪，今天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时往往焦点混乱，以及，众人是否将美术馆视为与己相关的公共领域。不只是看展、参与工作坊、论坛等，这种走入建筑物实体空间的公共，而是以此场域为基础所能延伸出去的思想上的公共想像。
亮：我想讨论的是，美术馆馆长在这次记过风波扮演了被害者的角色，但是他真的只是被害者吗？虽然整件事情进展快速到观众来不及同情就落幕了，但是回头想，被害者对于伤害真的是免责的吗？
容许我在这里离题，扯一下莎士比亚。波兰政治家、作家，也是很重要的剧评人和莎剧学者Jan Kott说，莎翁的悲剧有一个历史模型，这个模型长得跟伊莉莎白时代的剧场一模一样，是圆形的：故事开头总是有一位恶贯满盈的国王，他为了夺取王位，用尽各种残暴卑鄙的手段除掉政敌，于是身旁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可是逃走的幸存者不会一直躲在远方，他会伺机回返，以一种护法者的姿态，讨伐那个无视法纪的滥权国王。当然，为了推翻这个毁法者，护法者本人也必须犯下一连串的罪行，结果推翻暴力的只有暴力，历史只是永劫回归。
Kott在论文中写下诗行般的短句：「时间不存在，只有历史在场。」
令我感兴趣的是，莎剧中那些为了回来而暂时离开的角色，他们是以退场的方式在场。这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一种行动策略，而且在之间进退的不只是个人，还关系到法的辩论，也就是公共性的讨论。这是我期待美术馆馆长请辞的同时，应该做而还没做的事。目前看来，他的请辞只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官场文化中，又一次的明哲保身。身是保了，哲呢？
我想问的是，「明哲」难道不是人民公仆，特别是一个文化场馆馆长的重大责任之一吗？我同意，如你所说，与其问责于馆长，不如问责于公众，问责于自己：对你来说，美术馆是什么？图书馆是什么？剧院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为自己发声，结局就是民代真把自己当成是民众的全部了，民众被民代化了，文化以拼外交为目的，或是以拼经济或拼政治为目的，总之，文化就是不可以自身为目的。问题是，如果发出来的声音就是很飘渺，就是只有艺术家和民间团体在每日巨量讯息当中的几行字，这时候，馆长难道没有加入公共辩论的责任吗？若没有，美术馆不过就是一个办展览的地方，剧院就是一个表演的场所，兼具教育推广的功能。但它不是、或不只是如此。
捍卫言论自由什么的就不必说了，在此把林曼丽请辞南美馆董事时的声明，跳接回来，她强调：美术馆的规划和设计，是「朝向21世纪新型态美术馆发展」。我把这句话翻译成：美术馆是想像未来的场所，它所激发的公共想像，就是公众对于未来的想像，因此它有责任去批判，至少提醒，那些眼里只有绩效和资源、没有未来的政客和地方势力。他们无视未来，因为未来有许多无解的问题，无解的问题无助于选举；可是问问题是快乐的，所以孩子都爱问问题，而正是这种平凡的快乐，日常的好奇，让我们免于平庸之恶。
策展作为论辩的资源
芝：对于未来好奇、对未来有所想像，应该是作为公共人的基本责任，不只是对于自身，也对于他者，因此这个未来必定包含历史在场的意识。这次事件的起因来自北美馆以史观版图重新梳理典藏作品的展览「秘密南方」，其中关乎冷战视角与全球南方、挑战主流视角的策展路径，反倒在这场舆论角力中消失了，政客与媒体在南向政策的口号里（毋宁是经济和权力方面），无力也不在乎此展所面向「记忆与历史中包含的病征」。退场之时，便也丧失了一次调动语汇的政治觉察讨论，某种程度，我们好像也失去文化反叛的能力和空间。那么，就连历史也不存在了。
亮：套用Jan Kott的说法，不但时间不存在，连历史也是不在场的，我们的公共事件一向是这样缺乏论辩和斗争的过程，导致台湾社会有一种公众的失语，我们很习惯在公共空间保持沉默，留待在同温层众声喧哗。于是，我们连历史的暴力都还感觉不到，历史就结束了，我们的历史里只有轮回没有暴力，再加上我们都希望自己看起来不暴力。可是沉默本身就是暴力的，因为它默许了保守者代言我们的自由。
回到我们的市长和民代，这段小戏所表演的是，困住我们的轮回，不是以显著的暴力，而是由平庸之恶铸成的。馆长有错就记过，请辞了就开缺，其他的就等选下一届再说。可是我们并非无力对抗这种恶，特别是当我们被判离场的时候。因为根据戏剧法则，下场前的最后一句台词，总能产生一阵回响。
文字｜郭亮廷、周伶芝 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