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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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追踪 Follow-ups太阳花运动与疫情影响下的新世代表演
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以及2020年爆发、持续两年的新冠疫情,深深影响了新世代的创作面貌。这是废话,从选举、贪污弊案,到科技产业都受它影响的这两件大事,怎么可能不影响艺术呢?不过,仔细想想,这个影响是很奇怪的:虽然几个现在常见的议题白恐、转正、AI、人类世都可以追溯到那场运动和流行病,但是,直接回应这些事件的作品其实很少。 于是乎,太阳花和肺炎对于台湾艺术圈最大的影响,就是艺术家愈来愈熟练地令人察觉不到影响。我们在历史中学习一种对历史的冷漠,而且学得愈来愈好,学会从历史当中计算获利,然后就不必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艺术家所创造的「民主形式」 一条贯穿两起事件的线索,是公民科技的兴起。以零时政府(g0v)为代表的开源社群,从反服贸、反送中,到疫情期间包括「口罩地图」的各种防疫平台,都可见黑客们将资讯透明化、促进参与、互相帮助的创意。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而几乎一切的好,都是从虚拟世界里开始成真。 影响所及,占领运动不再需要一个总指挥的大台,抗争群众可以自组小队,在任何一段封锁线上挺进,街头表演可以在任何一个街角发起。不聚在一起的人们,也可以在移动中的任何一段路程开线上会议,在彼此隔离的场所共笔。所以别搞错了,这种表面上的「去中心」、「液态」、偶发和随机,是透过网路技术高度组织、程序化、演算过的。换句话说,无论参与的是嘉年华般的抗争现场,还是瘟疫时期的远距互助,那种参与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感受,是在感受技术带来的透明、模组化、可操作。 新世代的艺术家们就没搞错。观察陈武康、孙瑞鸿、柯智豪与一群30世代创作者的《非常感谢你的参与》,以及王宁等人的《运动提案》,许多评论都肯定,这是新世代所创作的「民主形式」。前者是让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以及通常不被视为创作者的设计和舞监,像团练一般,构成一支不以编舞家为中心的舞蹈。后者是以6分钟为单位,由不同的创作者发动10个6分钟,在舞蹈表演的框架下,运动出声响的表演、影像的表演、灯光的表演、空间的表演。说来有些不可思议,这些强调「平等」、「参与」、「去中心」的集体创作,现场偶有失误,但绝不混乱。跟抗争现场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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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企画(二) Feature
身体、疆界与审查之外
我们回看历史并可发现:现代化时期的泰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困境,在艺文实践上必须「紧紧尾随著西方的思考」,透过文体的转译找寻适应之路;而今,泰国面临无以数计的政治动荡与权力更迭,这群工作者透过传统、历史及社会现实观察,实践于剧场上,某种程度而言,他/她们也是将身体、记忆和自省种种,搭建出另一种转译及适应的必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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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企画(二) Feature
当代艺术 迂回进击
趁著四月初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戏剧系系主任Pawit Mahasarinand来台演讲的机会,本刊专访泰国第一学府的表演艺术专家,听他分享泰国表演艺术时况,从现代与传统的紧张关系,到当前敏感的政治局势对艺术的影响,无所不包,实为想要了解泰国表演艺术的最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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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企画 Feature
数百年积累 「戏剧之都」名副其实!
从一五六七年起,伦敦就有专业剧场的出现,更在王室与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步步积累数百年,才有当今蓬勃的「戏剧之都」!近年面对低迷经济的困境,伦敦剧场经营者亦致力创新,让艺术推广与创作能量持续发热。而整体剧场产业的分工精细,包含研究与剧评的持续不辍,都让伦敦的剧场生态得以丰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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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企画 Feature 国家文艺奖得主/资深剧场服装设计师
林璟如:请调整心态、真正了解文化艺术
老实讲,从文建会改成文化部,没有人知道差别何在。想请问政府的是,文化部的诞生,能为台湾的艺文环境开启另一新的阶段吗?在台湾的情况往往是,组织层级愈高、愈容易变成一头巨大的怪兽。文建会转型为文化部后,组织架构似乎升格了,但若是依旧以公务员心态行事,或只处于政治游戏的操弄,我只有更多的忧虑。 我非常希望,这些官员、公务承办人员能真正理解,文化艺术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这些年高呼的文创产业,在思维上就有问题。文化艺术和娱乐产业是不同的,政府应该提供艺术创作的环境与资源,让文化深度扎根后,再找出具有产业潜力的创意,协助他们产业化。然而,政府却以产业可行性来评估、筛选文化艺术,这是本末倒置。我们将会为这样的文化现象,付出很惨痛的代价。产业的未来,在于文化的根要够稳,如何能使文化更深入生活,才是国家要考量的社会利益。 以前团队的资源不足,演出得要「求爷爷告奶奶」,但是大家一心想要耕耘台湾的文化艺术,目标一致。现在好像很蓬勃、资源变多了,可是团队的心力反而得放在抢资源上,否则难以经营。这个现象反映的其实是,补助机制不健全、环境更形艰困。 例如,各地方都有闲置的蚊子馆,大型的表演场馆也陆续建设,表演团队却还是苦于寻找演出场地、排队等档期,造成不均衡的发展怪象。即使有像「艺响空间」的释出方案,仍嫌不足,因为那样的空间只能勉强作为办公室,而团队最欠缺的是大小适中的排练场。这一切症结点便在于,政府是否有用心了解表演艺术团队的需求为何?很显然,政府和表演艺术团队两边的对话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 太多团队直到演出前一两个月,都还不知道是否会有补助,好不容易等到结果公布,却只是区区一两万的机票费用补助,然而真正让团队捉襟见肘的是制作费短缺。或者是,许多小团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口碑,以此为基础的系列作品,却因为没有获得补助,而一切变成零。无法延续与发展,对小团来说是很大的伤害。补助机制半调子,让人不禁发问,评审的机制为何?到底是依照什么标准决定补助对象和金额?补助机制让人无所适从,不知未来在哪;我觉得这是政府和表演团队之间,非常大的信任危机,尤其这一两年,信任已濒临崩盘。 这些问题就像是一个生态的「霉菌」,点状地散布在表面,但影响深远。我赞成补助可以逐年递减,让团队培养成本概念。但是年轻的小团就像刚出生的「小芽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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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企画 Feature 十位表演艺术工作者的心声
文化部的眼里要看得见前人、今人和后人
飞人集社剧团艺术总监 石佩玉:可以广建小剧场,为在地表演艺术扎根吗? 最近,剧团主动安排了一趟台湾巡回演出。计划规划了将近一年,行政人员打电话至各地县市中心寻找两百人席次以下的场地。全台湾打一轮,好不容易找到六个。原来,台湾的小型场地居然这么稀少。每一个县市都有一座上千人座位席的文化中心,却没有两百人座位席的小型实验剧场。 听说,大团队到文化中心演出时都可以票房全满,这表示艺文推广的确开始在各地开花结果。但是,这毕竟是外地来的演出,不是在地人的创作,小型展演空间就是用来鼓励在地创作的。试想,如果当地艺术家或深具潜力的创作者希望作品发表,谁有办法可以随便花大钱上大舞台?他要如何「练习」更完整表达在地文化?于是只好远赴他乡如台北或美国或欧洲,于是文化出走。 文化来自在地生活提炼,表演艺术则是文化的结晶,而小型演出空间更是孕育在地创作的摇篮,只可惜现况是,被官员以「观众人数太少效益太低」而一笔删除,甚至让民间苦撑的小型空间自生自灭。 文化部,有可能从中央角度于各地兴建空间,深度培养文化,做「在地表演艺术扎根」的动作吗? 剧场工作者、花莲冉而山剧场核心团员 吴思锋:地方不只需要文化预算 地方不只需要文化预算,如果预算不能透过有效、透明的机制,找到适当的人、适当的活动模式让它发挥作用,文化环境的孕育仍然遥遥无期。例如我所居住的花莲,地方政府依然以兴盖硬体为主要的方向,却忘了软体才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 过去以来,文化局虽然利用既有馆舍,协助地方团体举办展演,却忽略行政、策展、创作等面向的人才培育举措,乃至进行各种交流,以及补助、行政制度未加完善,使用者付费的习惯亦未于地方被推广,只是将每年展演次数的增加便宜行事地与文化环境的累进划上等号,凡此种种皆对艺文团体在地发展形成不够友善的环境,反而导致本来就极度缺乏艺术行政人员、制作机制的地方艺文团体处处掣肘。 经费并不能够疗愈这些积习已久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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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闻观点 News Review 国艺会 ? 文建会 ? 资源分布清楚补助大饵,谁甘舍之?
2009.4.29 立法院去年底决议,要求文建会在二年内视国家财政情形为国艺会编足一百亿元母金,至今文建会除表示现阶段政府无力也无须补编另四十亿元之外,据说文建会内部研议中的文化艺术奖助条例修正案,拟为多年来存在争议性的文建会艺文补助的适法性,寻求解套之道。在最新版本的文建会修法说明里试图解释文建会与国艺会的定位,指出「为明定本会(文建会)及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分别执行文化艺术奖助条例之奖补助业务,本条例第十六条有修法之必要性,以明文建会对奖补助事务之管理权限」。也就是说,一旦修法确定,将来不仅国艺会,文建会也得以此为法源进行艺文补助,外界解读此举有架空国艺会之嫌。文建会自己出手进行各项艺文补助,长久以来皆被质疑是跟国艺会抢当「资源分配者」;以国艺会的存在现况来看,政府成立一个艺文补助专责单位,给它一笔母金去投资,以获利作为补助来源,结果不仅母金不足,进入微利时代后,每年要为获利多寡担忧。文建会与国艺会的角色职掌、权责关系,到底该如何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