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以及2020年爆发、持续两年的新冠疫情，深深影响了新世代的创作面貌。这是废话，从选举、贪污弊案，到科技产业都受它影响的这两件大事，怎么可能不影响艺术呢？不过，仔细想想，这个影响是很奇怪的：虽然几个现在常见的议题——白恐、转正、AI、人类世——都可以追溯到那场运动和流行病，但是，直接回应这些事件的作品其实很少。
于是乎，太阳花和肺炎对于台湾艺术圈最大的影响，就是艺术家愈来愈熟练地令人察觉不到影响。我们在历史中学习一种对历史的冷漠，而且学得愈来愈好，学会从历史当中计算获利，然后就不必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艺术家所创造的「民主形式」
一条贯穿两起事件的线索，是公民科技的兴起。以零时政府（g0v）为代表的开源社群，从反服贸、反送中，到疫情期间包括「口罩地图」的各种防疫平台，都可见黑客们将资讯透明化、促进参与、互相帮助的创意。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而几乎一切的好，都是从虚拟世界里开始成真。
影响所及，占领运动不再需要一个总指挥的大台，抗争群众可以自组小队，在任何一段封锁线上挺进，街头表演可以在任何一个街角发起。不聚在一起的人们，也可以在移动中的任何一段路程开线上会议，在彼此隔离的场所共笔。所以别搞错了，这种表面上的「去中心」、「液态」、偶发和随机，是透过网路技术高度组织、程序化、演算过的。换句话说，无论参与的是嘉年华般的抗争现场，还是瘟疫时期的远距互助，那种参与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感受，是在感受技术带来的透明、模组化、可操作。
新世代的艺术家们就没搞错。观察陈武康、孙瑞鸿、柯智豪与一群30世代创作者的《非常感谢你的参与》，以及王宁等人的《运动提案》，许多评论都肯定，这是新世代所创作的「民主形式」。前者是让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以及通常不被视为创作者的设计和舞监，像团练一般，构成一支不以编舞家为中心的舞蹈。后者是以6分钟为单位，由不同的创作者发动10个6分钟，在舞蹈表演的框架下，运动出声响的表演、影像的表演、灯光的表演、空间的表演。说来有些不可思议，这些强调「平等」、「参与」、「去中心」的集体创作，现场偶有失误，但绝不混乱。跟抗争现场很像，不但不混乱，还表现出一种高度规划过、技术化的形式感。疫情期间的许多线上演出，必须透过精密的后台远端控制，就更是如此。
他们不创造艺术形式了。新世代创造的是「民主形式」。并且，这种民主形式，和小剧场运动、后工业艺术祭、乐生运动以来的那种野放、破烂、游牧，丝毫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技术优化、讲求精神卫生、矽谷式的民主形式。
物流的艺术
问题是，这难道不会沦为一种空洞的「形式民主」吗？以民主之名，艺术家们究竟处理了什么真实的社会冲突、经济矛盾，或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艺术家们似乎对于如何在作品内部实现乌托邦计划，比起真实发生的民主危机更感兴趣。不过，千万不要误会，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从契诃夫（Anton P. Chekhov）到贝克特（Samuel Beckett），甚至是以密语般写作白色恐怖的早期陈映真，都不是直面大事件的。然而，他们却也不会想去创造什么「民主形式」，反倒在艺术和政治之间，维持一种不透明的关系。
「民主形式」的吊诡，在于它对形式的热情高过实质民主，最终可能有害民主。苏哲安在〈太阳花运动类比性的翻译：在全球国家物流政变与共通普及的创构之间〉里提醒道，那些看似民主的设计，包括在各种反抗运动中串流的开放源码和协作平台，都很可能成为财团为了取代政府，将货品的生产、运输、消费和回收再生，与更巨大的军事科技、演算法、绩效评比、衍生证卷全面整合的「物流学」（logistics）。于是，就在我们觉得最热烈参与的时刻，执行的实际上是产品的研发和配送工作。
举个例子，苏哲安指出，「零时政府」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就是积极渗透全球产、官、学界，从事基因改造和生物剽窃的微软公司。那么，当我们反黑箱、反扩权、反独裁的同时，可能也在为财团无偿研发新的科技产品，和新的网路监控。
意思当然不是说，你是微粉或果粉，你就参与了共犯结构那么简单。而是，当新世代创作者所追求的民主，不再像解严世代那样，充斥著野台戏的低俗，或血如喷泉的残酷，反倒倾向一种程序透明、开放参与的「民主形式」，它和它的对立面——新自由主义——其实没有那么对立。两者都把极大的热情挹注在生产流程上。生产模式再也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