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後，全國上下的共同努力營造出今日的經濟大國。透過資本主義體制和民主政治的運作，使得日本的市民社會更加穩固和安定。在日常生活中，市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政治理念參與選舉，同時也可以自由地消費商品。大多數的日本人相信自己正在享受民主和平等的成果。不過，如果仔細探究日本的社會，則可以發現在這種集團文化背後卻隱藏著差別和排除的構造。而這是寺山修司所樂於去探討的。
以種族和民族來說，「在日朝鮮人」和「部落民」在東瀛社會就一直承受差別待遇。這些人的身份往往被戮上「卑賤」的標誌，以致整個市民社會形塑出有別於一般老百姓的「異形身體」。過去，在學校中，在日朝鮮人經常無緣無故遭受日本學生的毆打；而在社會上，他們更無法依循正常的管道到公司行號去求職。如此一來，在日朝鮮人只好往黑道行業去發展，如開設賭場、從事走私、涉足娛樂行業。
「卑賤人」有更多自由
透過這些例子，可以發現日本人在共同體和社會的形成過程中，背後卻有一套排除的文化模式。顯然，這種差別的意識形態一直激發寺山的興趣，以致有別於正常人的「異形身體」不時地浮現在他的作品中。不過，他卻運用劇場和電影的美學形式，將探討範圍擴及過去的農村共同體和戰後的管理社會，因爲他認爲祇要人類的共同體和社會繼續存在，必然會產生「神聖」／「卑賤」和「同」／「異」的分別。
過去，日本影歌星山口百惠曾主演一部由川端康成的短篇故事改編而成的電影《伊豆的舞孃》。在片中，她飾演一位巡迴各地而漂泊不定的賣唱者，在隨著一群同伴浪跡到一個村莊入口時，看到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賣唱者必須繞道而行。」顯然，她們的「卑賤身份」由此可見。然而，由於這些賣藝人一直流浪於各地，因此不必像共同體的農民定住在某一個空間。相對而言，他們享有更多的行動空間，穿梭來往於各地。
歷史學者網野善彥在《無緣．公界．樂》曾指出，在日本中世紀的賤民是被共同體或親族遺棄的藝能民和職人，他們並沒有固定的住所，更無法享有一般正常人的權利，難怪他們一直被視爲「異類」。不過，如果定住於共同體的一般正常人是「同類」的話，那麼這些「異類」似乎有存在的必要。因爲透過「異」「同」的辯證關係，「異類」的形形色色可以發揮跟「同類」的互補作用。
在《田園死神》中，寺山刻意呈現一群在鄕間的馬戲團成員。在表演過程中，侏儒、小丑、披戴著橡皮衣的空氣女都一一上場。顯然，這個馬戲團是屬於漂泊各地的賣藝團體，同時也是農村共同體外部的產物。然而透過他們的行業、身體面貌更可以讓這些同質的農民去釐淸「內」／「外」的分別。換句話說，經由這些外來的「異類」更可以強化農村共同體內部的倫理、規範、秩序。
「異類」是社會共同體的祭品
如果運用人類學的觀點來詮釋，那麼這些「異類」無疑是共同體或社會的「祭品」。換句話說，人一旦變成「祭品」的角色，雖然沒有被宰殺，但往往換來放逐的命運，而無法被共同體所認同。在《再見箱舟》一片中，主角捨吉娶了堂妹而犯下農村共同體的禁忌。不過，他岳父老早就將女兒戴上貞操帶，以防這兩人發生「近親相姦」的禁忌。後來，主角捨吉一直無法跟太太進行性關係，以致遭到村人的嘲笑。某日，捨吉在一怒之下持刀將村長殺死。隨後，他立即帶著太太逃往一個無名的村莊，過著放逐的生活。最後，在這段自我放逐的日子裡，他竟然發瘋而失去記憶力。然而，爲了生活，他開始重新認識周遭的人、事、物，所以每一樣東西上面必須貼上紙寫上字才能使他避免混淆，即使自己的身上也要黏上「俺」這個字。
事實上，在寺山的藝術世界中，「卑賤」和「神聖」的分別往往模糊不淸。換言之，這些卑賤的身體如流浪的賣藝者或是逸脫共同體禁忌的角色一再遭到排除的命運，但無形中使得社會和農村共同體更加確定自身的倫理和秩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猥瑣的人物對集團的貢獻使得他們更負有「神聖」的意味。或許，這是寺山修司要大家重新思考市民社會也存在著另一種被排除的身體如乞丐、流浪漢、孤獨的老人等。他們難道是卑賤的嗎？
文字｜辜振豐 東吳大學英文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