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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李心草(新象藝術中心 提供)
音樂

充滿希望與不確定性

直接來說,音色是「中交」較弱的一環;一部分是樂器不夠好,一部分則是樂手青澀,自發音樂性不夠。此外,樂團可塑性大幅提高,反應力和細膩度都達到相當高水準,不再像以往有種莫可奈何的頑固慣性。總結之,中國交響目前尚不足稱首屈一指世界級團隊,但它已讓外界確實看到它的潛能,反映中國樂壇充滿希望與不確定性的前景縮景。

直接來說,音色是「中交」較弱的一環;一部分是樂器不夠好,一部分則是樂手青澀,自發音樂性不夠。此外,樂團可塑性大幅提高,反應力和細膩度都達到相當高水準,不再像以往有種莫可奈何的頑固慣性。總結之,中國交響目前尚不足稱首屈一指世界級團隊,但它已讓外界確實看到它的潛能,反映中國樂壇充滿希望與不確定性的前景縮景。

中國交響樂團

2002年12月26、27日

國家音樂廳

中國交響樂團在訪台返回後不久即發佈新的人事消息,由華裔美籍指揮家李曉蘆出任首席指揮,合約期限兩年。李曉蘆今年四十四歲,是美國東康乃狄克交響樂團(Eastern Connecticut Symphony Orchestra)與緬因州邦格交響樂團(Bangor Symphony)音樂總監。至於懸空一年的音樂總監缺,據可靠消息來源,還是屬意西方指揮家。如果此事成真,將會是西方人出任中國國家級音樂團隊總監的先例。從七○年代反西方的音樂堡壘,到成為西方人領軍的國際化組織,政策恰恰迴轉了一百八十度。值得注意的是,從體制改革、謀求生存、世代交替乃至國際接軌,中國交響樂團近十年令人吃驚的變貌和活動力,值得台灣樂界參考。

「中交」的前史

中國二十世紀接觸西方音樂後,歷經草創和摸索,抗戰時期建立規模,而交響音樂真正成長蓬勃,約在「建國十年」和文革間的黃金時代。中央樂團(中國交響樂團的前身)一九五六年脫胎自綜合康樂團體「中央歌舞團」成立,往後四十年一直扮演指標角色,核心人物有李凌、李德倫、嚴良(方方土)、韓中杰等前輩音樂家。文革期間古典音樂活動中止,倒發展了不少樣板戲和國民樂派管弦樂。文革結束後的七七年,為紀念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週年,李德倫率先重新指揮中央樂團演出貝多芬五號交響曲《命運》,透過廣播傳送各地,等於吹響了西方音樂重生號角。 

由於長年以演奏中國音樂為主軸,加上主流音樂家大多接受前蘇聯學者指導,中國管弦樂團發展出一種特有的音樂演奏個性。如同京劇一樣,被形容為「尖、高、硬、響」,和西方樂團美學頗有差距。然而二十年間,變化卻急速發生著,九○年代初各音樂團隊湧起改制潮,爭相採取西方音樂總監制度,而經營管理也脫離以往依賴中央的模式(一方面也是因為社會改型,公家部門無力再扶植這些團隊)。歷史悠久的中央交響樂團也不能自外於潮流之外,於九六年九月改招牌為「中國交響樂團」。

改革總是劇烈的

改革幅度是相當劇烈的,中交聘請活躍美國的陳佐湟擔任首屆音樂總監,打破慣例淘汰老團員,大力向其他團隊挖角,造成樂壇第一波磁吸震盪,使包括「中芭」在內的老團差點瓦解。行政方面,招安民間散兵遊勇,組成頗具戰鬥力的行銷團隊,與國內外企業結合,造勢手法推陳出新,創團音樂會前就與Philips唱片合作推出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CD,而文宣、節目單之豪華,令到場觀摩的筆者為之咋舌。相形之下,當時觀念保守、不斷原地踏步的台灣「聯管」確實讓人憂心。 

然而,改組後的中國交響並沒有踏上長治久安之路。保守勢力反撲、與樂壇人士關係不佳(如北京音樂廳)、音樂生態轉型不全、資金短缺等困擾,始終沒有脫離樂團。而因理念問題,打天下的戰將們起了勃谿,造成內憂外患、江山動搖。兩千年,挾龐大政商人事資源的余隆崛起,將中國廣播交響樂團(早年由林克昌、袁方擔任指揮)改組為「中國愛樂」,同樣對中國交響的音樂、行政人才大力挖角,造成第二波磁吸震盪。中國交響不少好手被挖走,差點成了個「巴洛克樂團」,陳佐湟灑淚下台,樂團陷於風雨飄搖。

樂團新聘名氣不小的湯沐海擔任音樂總監,並從中央民族樂團找來行政經驗豐富的俞松林擔任團長。由於時空條件差錯,浪漫性格的湯沐海與務實的俞松林意見不合,最後以總監出走國外拒不赴任收場。俞松林一方面鞏固社會關係,一方面招收新血,在常任青年指揮家李心草支持下,倒也轉危為安,不但恢復演出計畫,還帶團到歐、亞洲南征北討。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經過這些風風雨雨,中國交響已經不再是老氣橫秋的老大樂團,而是以一群青年音樂家為主幹組成的生力軍。現實環境艱苦,卻因此能在短時期把樂團汰煉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風貌。

中國的新生代形象:李心草

李心草是本次訪台的靈魂人物,三十出頭年紀,個頭不高,娃娃臉,經常帶著和善的笑容,團員稱他為「小草」,恰好展現鮮明的新生代中國音樂家形象。小草很早嶄露頭角,在學期間就曾指揮中央樂團、上海交響演出,九六年赴維也納深造,九七年贏得四十五屆貝桑松指揮大賽第二名。兩天演出曲目包括海峽兩岸作品,德奧以及俄羅斯古典樂曲,呈現指揮與樂團的多方能力。

李心草的指揮幅度很大,姿態也相當瀟灑優美,音樂詮釋屬理性控制型,與台灣的呂紹嘉頗多相近特質。他的音樂顯得自信成熟,舉凡結構張力塑造、音色對比、細節處理,都精心掌控,高潮段落輝煌而不流於濫情。筆者認為,他對德奧音樂的解析力最值得稱道,例如第二天華格納《崔斯坦與伊索德》之〈前奏曲〉與〈愛之死〉、理察.史特勞斯《死與淨化》起伏有緻、扣人心弦,李心草穿透德奧音樂語法,恰如其份塑造一絲不苟的純正風格。

可塑性提高,但自發音樂性不足

中國音樂方面,李心草具有中國音樂家的「血性」,印象派風格的徐振民《楓橋夜泊》、浪漫風格的《梁祝》協奏曲(呂思清獨奏)、民俗風格的《良宵》都演奏得流暢道地。倒是馬水龍作品《梆笛協奏曲》(陳中申獨奏)沒有掌握台灣音樂特有的節奏語法與配器色彩,演奏得匆忙、雜亂,與獨奏默契也未充掌握。

拉赫曼尼諾夫二號交響曲採取較快速度,以明晰而戲劇化的對比,使本曲發散華麗的外在效果,激發更多動感,第三樂章慢板透明清澈的弦樂質感令人印象深刻。蕭邦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劉孟捷獨奏)的獨奏與樂團都沒有突出發揮,成績普通。樂團方面,直接來說,音色是較弱的一環,雖然較舊時代已大為進步。一部分是樂器不夠好,一部份則是樂手青澀,自發音樂性不夠。不過除此之外,令讓筆者吃驚的是樂團可塑性大幅提高,反應力和細膩度都達到相當高水準,不再像以往有種莫可奈何的頑固慣性。總結之,中國交響目前尚不足稱首屈一指世界級團隊,但它已讓外界確實看到它的潛能,反映中國樂壇充滿希望與不確定性的前景縮景。

 

文字|楊忠衡 資深樂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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