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德國話劇界女名伶安娜．蒂斯摩（Anne Tismer）帶著她離開大劇院後的新作品到台灣來和觀眾分享她重新出發到現在的成果。

新作《好事多磨》Gutes Tun開始於一片黑暗，舞台銀幕上的畫面循著樹林間的小路引領著觀眾找到兩位女主角。她們起床、洗澡、吃早餐，日常的行進卻一點都不現實。兩人決定要日行多善，說笑之間決心又灰飛煙滅。她們的住處既寫實又象徵。沒有用處的雜物堆得到處都是，卻叫她們隨手拾起便是一件有用的工具。生活的隨性和富想像力的替代組合是舞台設計的要義。但是再簡單不過的生活實踐，如穿衣吃飯卻障礙重重。沒有劇情，只有兩人合作無間的唱和。據說貝克特的《等待果陀》是隱喻的重要線索。但是不必按圖索驥，一切和一切都有關聯，而這些關聯事實上無關緊要。

演員基本功異常紮實的安娜．蒂斯摩在小劇場找到了她的初戀「藝術創作」。在小劇場被熱情獻身、獨力創作的表演藝術工作者深深感動的同時，也找到自己的藝術創作方向。在小劇場中不乏的是泉湧的創意和高漲的熱情，但是肢體聲音的使用卻經常精準度不足。安娜．蒂斯摩以傲視劇界精確無比的演技，在小劇場中再度成為閃亮的明珠。

Q：像您這麼成功的大劇場演員轉向小劇場發展，一般來說是反向操作。這是您深思熟慮後要走的路嗎？

A：事實上我生命中所下的決定靠的都是直覺。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我的重要藝術作品都是與導演Juergen Kruse合作的，我們一起合作長達九年。但實際上我當時最想去唸藝術，只是我不知道該怎麼開始，誤打誤撞卻成為演員，而不是我所希望的藝術家。但是造型藝術還是我心之所嚮。我常常去看跟我正在揣摩的角色有關的藝術展覽。現在在柏林，我認識了一些藝術界的朋友，他們就是畢業於當時我想上的柏林藝術大學。我現在跟這些藝術界的朋友常常合作，也算達成了我的願望。

至於我剛好在哪個劇院工作，說穿了其實都是私人因素。跟著Juergen Kruse是我前夫Robert Hunger-Bühler（知名演員）的主意，我就傻傻地跟去，不知怎地這就成了我很重要的經歷。會轉到柏林列寧廣場劇院（Schaubuehne）工作是因為我偷偷愛上了導演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aier）。工作其實對我來說並不太重要。後來我終於跟他告白，他雖然接受了，但是他認為戀人在一起工作會影響品質，要我在他和列寧廣場劇院劇院中間作選擇。我選擇和他談戀愛，所以就離開了列寧廣場劇院。但我又不能在柏林其他的劇院和其他導演合作，因為他會難過，而且也會造成競爭。所以我剩下所能作的就是獨立組團，並且最好自寫自導自演。當然一開始時困難很大。但是走到現在，我其實很慶幸跨出了這一步。因為這中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並且做了很多我原先不知道我其實很想做的事。

Q：根據您的說法，其實您是遇到什麼人就做什麼事。這樣的話，為什麼認識了萊爾．莎弗黛莉（Rahel Savoldelli）才組成團體，而不是以自由藝術家的方式和不同的人合作？

A：我離開列寧廣場劇院後，問編舞家Constanza Macras能不能合作，藝術形式是舞蹈，當然就不會是舞台劇和歐斯特麥耶的威脅。透過她，我也認識了很多作音樂的、跳舞的、演戲的，大家用她的舞碼配上自己的橋段，獨立作業。也因此我認識了萊爾，和她一起合作發展了一些東西，發現我們在一起靈感就源源不斷，默契非常，不組團讓這些東西發展成舞台作品演出實在可惜，就成立了我們的團體《好事劇團》（Kollektiv Gutestun）。從二○○五年到現在我們已經有三到四齣完整的戲碼了。

Q：您的團體主張每個工作人員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編劇，演員，導演。這是反對導演權勢的宣言嗎？您對導演在一齣戲中的作用看法如何？

A：自從我和Constanza Macras合作以來，我很快地意識到另類表演的存在，也從這些表演者身上學到如何獨立自主地從自身將資源發展出來並且靈活運用。而Constanza Macras其實只是將這些材料編序。在這種自由的創作裡，她完全可以就即興地加入一段舞，或者秩序打亂重整，意義上是一樣的。在過程中我真的樂趣無窮。所以就將這種工作方式當成我們的組團章旨。

Q：在您《好事多磨》的舞台上是一棟萬能組合屋，會飛的吐司，氣象萬千的窗戶及「自來水」都妙趣橫溢。但是說穿了這些東西不是廢物就是無質感的塑膠製品。這是您意圖暗示我們的生活感嗎？

A：哈哈哈！那是因為，我不是因為愛情捨棄麵包嗎？我跟一些正在起步的藝術家合作，而且只有機會在剛剛開辦的小劇院發表，整個情況就是兩邊都沒有錢去買我們沒有的東西。所以舞台只能就我們手邊的材料搭成。

Q：那劇中的樹林、馬還有大衣有什麼象徵意義？

A：這齣戲是另版《等待果陀》，女人不允許演出《等待果陀》，但是我實在很喜愛裡面那兩個人物Estragon跟Wladimir，所以就把這兩個角色單提出來。所有在《等待果陀》中的元素差不多也都出現在我的劇中，只是不同的排列組合。我劇中的馬是Lucky，大衣的話就是《等待果陀》中的帽子。

Q：您的戲熱鬧非凡，每一秒都有事發生。而且劇中人之間有親密的信任感。跟《等待果陀》的荒蕪很不同。您是怎麼看待這個不同？

A：我覺得Wladimir跟Estragon彼此也很熟悉，好像他們已經認識很久了。我就接收了這種感覺。他們中間也發生只有熟悉才能發生的爭執打鬥。這些和現在常常是議題的同性戀關係本質上也不同。《等待果陀》的荒蕪感是在清冷的舞台和整齣戲背後令人不寒而慄的意義。但是人跟人之間，至少Wladimir跟Estragon之間在我感覺是溫暖的。

Q：您戲中Don Quixote跟Sancho Panza的橋段又是為什麼？

A：因為萊爾認為Don Quixote跟Sancho Panza之間還有Wladimir跟Estragon之間是同樣的情誼，所以這四個人是可以互換的。我們也不想預定我們戲中角色的性格。因為這是戲，所以情境轉情境之時，性格也有權可以變換。這兩齣戲和這四個人對我們而言有很多連結。

Q：為什麼您選擇飾演Sancho Panza而不是Don Quixote？

A：我也同時是Estragon，而不是Wladimir。這不是我們的決定，而是我們之間自然而然的趨勢。萊爾在排練時總是比較激進大膽，當然她就搶到個性主動的角色。並不是我自己願意這樣，這種現實的心理對抗，不管是互相之間還是面對自己，我們也讓它留在戲中。

Q：您曾說過您表演技巧的動力是把自己當作原料塑造，挖空自己，讓自我消失。今日的您仍是如此嗎？

A：我發覺，西方的劇院裡演員表演時其實不能發展自己的東西。好的演員是能反映導演的需求，演出導演所要他做的。大家都不願意和聰明、對什麼都有自己意見的演員合作，太累了嘛。所以我在大劇院工作時，儘量擺出無助的姿態，一起合作的人就不會怕我。

我很高興現在不必這樣了，雖然不敢自認聰明，但是現在我有什麼想法，什麼主意，都可以不必有障礙的表達出來。在排練的時候提供大家參考。我現在也常常獨力發展橋段，自己想內容，怎麼用舞台來表現。因為現在再沒有人給我題目限制我的表演，所以這三年來我發現原來我可以靠自己，我自己就可以給出很多。走到這一步，我真的相信，演藝層次要再上一層樓，只有在真正自由的情況下才能辦到。

Q：您如何描繪劇中兩個女人的性格？

A：直接的答案可能是沒有的。她們是互相起作用的。一個發起，另一個就反應。這一個給另一個下某種定義。劇中一些地方是獨角戲，那個時候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也可以說她們一些部分互相依賴，一些部分互相排斥。一個給另一個發號施令。她們想走出自己的世界，但是又因互相干涉無法成功。

Q：戲的結尾我並不太明白。我所了解的好像是，好，時間到了，我們就結束吧。這是您想要的疏離效果嗎？

A：這部戲本身的性質本來就不是封閉性的。也不是發生在真實的層面上。疏離的元素在劇中隨處可見。常常觀眾是劇中的一部分，結束時應該是，我們在開始時說要做的，結果結束時早就忘記了。觀眾應該感覺，我們立志要做的，是不是應該要實行。我們要做好事，但是不知道要怎麼開始。尤其也因為我們時刻在忘記要做好事這回事。

您說得對，結尾是有些突兀。也許是因為戲是起床開的頭，就有結束是上床睡覺的預期。我想我們正是不要觀眾用觀察的角度觀看，讓這部戲有日常例行的感覺。這樣就真的就變成一齣戲了。我們的想法是不要讓觀眾掌握理所當然的事。讓分派原子筆和開頭的分派麵包做對應好了。另外就是，是我的話，我不會和觀眾有這麼多互動。因為我個性比較害羞，無法跟觀眾做直接的交流，也不敢直接和觀眾的眼光有接觸。萊爾就不同。她的表演建立在與觀眾的互動上。不過，我盡量在克服。我最新的作品便是單獨一人挑戰觀眾，大家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