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二○一六年無伴奏合唱團「一舖清唱」回溯二○一四年香港「佔中」事件的製作《香．夭》，二○一八年四月「一舖清唱」與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合作了同名舞劇，由「一舖清唱」的藝術總監之一、編舞家伍宇烈編創，十三位舞者加上十二位歌手同台演出，「在舞台上，他們將會述說記得或者不記得的、那夭亡了的、那個因個人經歷而存在過的香港。聲音和身體對他們來說，不是媒介，是象徵。」伍宇烈說。
粵劇《帝女花》深入香港人民心的程度，可媲美《羅密歐與茱麗葉》在英國。其中講述長平公主和周世顯在洞房花燭夜自殺殉國的〈香夭〉，儼如理解何為「忠貞」、「無奈」的標準教材。所以，當香港無伴奏合唱團「一舖清唱」（一舖）在二○一六年推出作品《香．夭》時，雖然內容是對二○一四年香港「佔中」事件的回溯，與《帝女花》並無關連，但其指涉的情感狀態對觀眾來說毫無懸念。兩年前「一闕給香港的安魂曲」，在二○一八年四月中蛻變為城市當代舞蹈團的舞劇《香．夭》；要安的魂，原來是屬於在世的。
舞者與歌者 都是分享同一命運的年輕人
試想像十三位舞者加上十二位歌手，廿五個身體嚴嚴地擠在舞台上的畫面。對一舖的藝術總監之一、舞劇的編舞伍宇烈來說，他們不是「舞者」和「歌手」，而是在同一城市生活，經歷同樣的社會大事，「分享同一命運的年輕人們」。他們是一群不普通的普通市民，擁有用藝術的方式表達和感染他人的能力，卻何苦花長時間接受訓練，從事不賺錢的工作？只為心中未完全被滅的火。「我不想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理順不同媒介的操作。媒介只代表表演者不一樣的技能。我著重的是把他們連繫起來的共通之處——憤怒。在舞台上，他們將會述說記得或者不記得的、那夭亡了的、那個因個人經歷而存在過的香港。聲音和身體對他們來說，不是媒介，是象徵。」伍宇烈說，「安魂曲唱罷之後，我們要向前看。」
向前看方法之一種，是處理憂傷。
伍宇烈記得，「小時候我在葬禮上大哭，大人們說我乖。我哭其實是因為我害怕。我無法把『哭』與『乖』對上號。於是我和這城市聯繫了一種矛盾。有一段時間，我害怕菊花的氣味。一舖的排練室毗連殯儀館，初進駐那兒時，有一次我按錯電梯按鈕，門一開，菊花氣味撲鼻而來，好像迫令我去面對兒時經歷一樣。」香港的速度和效益主義，令我們覺得對憂傷最大的忍讓是哭，哭過後便理應沒事，跟自己說「成了」，就不再處理它。就如學者許寶強形容，在情感上香港人有一種「中產的潔癖」。伍宇烈從藝術工作者身上看到了我城居民的困窘：「我們要移民，要擁有第二護照，希望在其他地方過得『安定』——如果創作講求冒險，為何要以安定為目標？我們想安頓下來，但同時懷疑自己。長期留在同一舞團的舞者，同樣會產生無力感：不滿意自己，不滿意環境，但又不想走，彷彿沒有出路。安定建立在妥協之上，妥協卻令人憤怒：我們知道自己站得穩，是因為有些什麼被磨蝕了。」
面對憂傷 找出走下去的身體
伍宇烈用了一個星期，逐一傾聽舞者有關「失去」的經歷。故事層層揭開，令他感慨良多。關於一隻貓、一個人、一處地方的離開、消失、遺忘，長時間藏在心中，沒有被梳理、聆聽，拖拽著想往前走的心。「我很珍惜和舞者一起經歷把情緒轉化為動作的過程。開始時，有人質疑這樣做是浪費時間。我回應說，讓我們做花時間的夥伴吧。有人順利地把心情外化，也有人被卡著。我看著，腦中漸漸出現畫面，知道舞蹈和歌唱該如何互相配合。我非常感恩現在的我遇上現在的他們，創作出現在的作品。過程是雙向的：有時個別舞者跟不上，我可能會幫一把，但不只是為了滿足我的編舞要求，我也必須用心了解他們。」
假若我們的社會不面對憂傷，那麼生活在這兒的身體懂得訴說它嗎？伍宇烈的編舞功力，在於他啟動舞者表達的方法。「我嘗試設計一個出口。例如我會說，讓我們用商業演唱會式誇張和華麗的手法來表達憂傷。在接續的討論之中，我們發現原來那誇張其實並不那麼誇張，注入感受可以改變誇張的質感。之後，我們把華麗的呈現推翻，重新開始，漸漸地舞者可能找到憂傷的身體感。我暫時不會把故事在舞者之間公開，不想他們被描述拉著走，而是希望把關於個人的細節的層次往上推，成為可以共享的人生況味。」伍宇烈知道舞者之中有人正在面對轉變的困惑，於是設計了一個新角色，讓舞者以真實的心理狀態來演。
憂傷，因為時移世易，記憶不一定能被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