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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倦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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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放在艺术文化领域,亦可作如是说?我们习惯把「探索未知」、「开创可能性」挂在嘴边,尤其是跨领域被文创化的今天。等到未知真正来临,例如疫情,我们又渴望以报复性消费、你说的「虚拟暴食」等等,回到那个我们其实早已非常倦怠的日常。我觉得台湾错失的良机,正是在相对不严重的疫情下,可以更沉得住气地「自行参照广义的传统」,反思你提到的、艺文节庆过剩的绩效至上主义,整理出贡献全世界的无为模式。

亮:大概是疫情开始没多久的去年,这个念头不断冒出来:韩炳哲关於「倦怠社会」的说法,应该算是过时了吧?结果,从今年5月中台湾疫情突然升温,一时之间,教学改线上,座谈改线上,会议改线上,演出改线上,四处弥漫著一种「后疫情等於在线上」的氛围。我这才接著这个念头往下想:我们还真是处在一个不知疲倦的倦怠社会啊!

韩炳哲的说法大致如此:20世纪的全球化,是一个依照免疫学打造的世界,他者被当成病毒一般,是需要被扑灭、被规训、被否定的;由於免疫科技的发达,今天的我们不再受到病毒扩散的威胁,不再有真正的外来者需要被规训和抵抗,於是,否定性的「不准」让位给无远弗届的「能够」。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那种由医院、疯人院、监狱构成的「规训社会」,也被肯定自我、鼓励开放的「功绩社会」所取代。

你看,要反驳韩炳哲是很容易的。单从病菌的大规模流行,和工业污染所导致的生态破坏有关这点来看,科技发达不但没有带来全球免疫,反而正是科技加速了全球疫情的失控。可是另一方面,网路科技的确在线上生出了一个疫情也无法中断其运作的「功绩社会」,我们即便是在死亡威胁底下,也要表现得很有产能。这一切令我困惑,如果疫情同时是一个让我们放慢脚步的机会,我们要怎么跳脱「产能」、「产值」的自我强迫模式?

比「无作为」更「无作为」

芝:如果单就台湾这一年多的情况来看,其实颇令人忧心。因台湾自外於全球瘟疫,而只停留於国族防御、关闭边界而即时因应的警报系统,也同时自外於去年疫情之初就已展开的各方讨论。过去一年反倒有种面对末世狂欢下,过於活跃的积极如常。直到这3个月的三级警戒,更像是冷战之后乐观泡沫化的高峰。我们的「暴食」行为,在家中线上虚拟之际,更往临界奔去。隔绝期间,底层劳动、数位弱势的边缘排挤效应,突显社会原有的否认、污名与失能,使得城市扁平化、社会孤立的情况更为严重。

我感到这个自我强迫,特别表现在从「主体」的意识形态所展开的一场防卫战,我们的过动与倦怠,可能首先来自於政治情操的动员,尤其是当疫苗和医疗的效能不是科学的问题,而是由全球市场和政治来决定的问题。健康卫生向来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如今,疫情在病毒不断变异下成为一场不见终点的常态延长战,大家更在意的是控管和维护边界的能力。一种高亢的乐观表现模式,经济是首要担当,回到往常是仅有策略。

於是我们无暇去关注全球暖化和区域性的政变、战事,我们的时间感在网路远程协作和日常军事化状态里,以分级警戒的方式,时刻驯化与归零。我想,在这种边界意识更加稳固,以及风险社会的临时性与恐惧操作下,我们原本已习於一套渐趋熟练甚或疲乏的交流与移动模式,例如在艺文界已过饱和的国际展演、艺术节庆等,在措手不及的冲击之下,迅速内在规格化为以线上的积极运作取代取消的颓丧,和无法移动的无力。问题是,疫情即是基於全球化移动的冲突所生,那么,我们害怕「无作为」的否定所反弹而出的肯定之为,找的是再现移动能力的暂时替代方案,还是应该重新思考当代「移动」的生命政治。

亮:说到「无作为」,虽然不是和艺术直接相关,《周刊编集》上的一篇翻译自英国《卫报》记者Michael Safi的报导〈斋戒在瘟疫蔓延时:「最好安分待在家里」〉,是一个很打动我的案例。

我们知道,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斋戒月是很肃穆、盛大的宗教活动,信徒集众人之力降低物欲、提升灵性,很像韩炳哲说禅修是一种「积极地不做」,本来就是很「无作为」的了。可是碰上这一波又一波的疫情,群聚一堂会带来很高的传染风险,那怎么办?要如何比「无作为」更加地「无作为」?不,应该说,要如何再减少「无作为」当中,「作为」的那部分?这里又让人觉得,韩炳哲有其道理,「不做」并非绩效社会所以为的那样,是懈怠、懒惰,而是透过长时间的耐力和心智劳动,才能达到的「纯粹否定性」,即空性。需要很多力气,很深的功夫,才能创造留白,其实诗也是这样。

那篇报导采访了约旦巴布阿尔雷恩清真寺(Bab Al-Rayan mosque)的伊玛目法埃.蒂亚巴特(Fa’ek Thyabat),他说,《古兰经》确实没有关於瘟疫期间该如何遵守斋戒的记载,但这刚好是一个机会,「让信徒自行参照广义的传统,探索未知的领域」。他也认为,过去几年的斋戒月,已经变调成一年比一年奢华的开斋节晚宴,沦为大肆购物的消费节庆,隔离在家有助於人们平静下来,回归斋戒的精神,「也就是节俭、帮助亲属和有需要的人」。

也许放在艺术文化领域,亦可作如是说?我们习惯把「探索未知」、「开创可能性」挂在嘴边,尤其是跨领域被文创化的今天。等到未知真正来临,例如疫情,我们又渴望以报复性消费、你说的「虚拟暴食」等等,回到那个我们其实早已非常倦怠的日常。我觉得台湾错失的良机,正是在相对不严重的疫情下,可以更沉得住气地「自行参照广义的传统」,反思你提到的、艺文节庆过剩的绩效至上主义,整理出贡献全世界的无为模式。

沉思的行动力量

芝:我觉得这和今天倦怠社会丧失了哀悼与静默的能力有关。确诊和死亡数字成为健康的鬼魅,成为某种将活著与死去区隔开来的指标,换句话说,我们都是活在每日救护车呼啸而过、统计之下的幸存者,而这些数字是否能另外成为幸存和死亡连结的意义。韩炳哲提到虚拟世界缺乏「他者性」及其「阻力」,因而形成激励过度的极端自我参照,也由於绩效主义,自我剥削到身心俱疲,产生无解的忧郁和肯定性的暴力。

如此推至「健康价值」优先,并且关注「陈列在外的自我」,我们便更加陷入倦怠社会的忧郁,更加进入无眠之夜,没有力气哀悼。而非某种你提到的「参照广义的传统」的创造性,这其中很有启发的可能,是在隔离的处境,如何能帮助我们重回「无聊」、重回「沉思的生活」,一方面是做梦的本领,一方面是在孤独的时间里学习自我照料和内省疗愈。一切线上带给我们一种误导,彷佛世界在隔离期间仍对我们开放,然而扁平萤幕片面传递貌似整合的资讯,试图再现却仅能呈现某种分裂的失重状态,身体可能几乎接近解离。

不过,我并非要反线上,我们不可能完全下线,且技术协作依然有发展可能,如果数位反而能让我们在某种程度摆脱效率的宰制,甚或科技生化的思考,并更为贴近多重时空和跨越界线的体验。同时要回返的是,当今天以眼球的感官为首,那么如何在线下深刻的凝视,与万物重新连结,看到达尔文所称之的「纠缠的河岸」,或是早田文藏的「因陀罗网」,万物相互牵连交替的动态,及自然中影现的神秘。毕竟,人的体内就有许多共生的细菌细胞,我们的身体就是一种生命边界形式,那么,也应该有机会体现诗的行动。这让我想到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里引用普希金的诗句:「世上并无幸福,唯有宁静与意志!」也许,从哀悼与静默中可延伸出生命的叙事性,而我们可以以此稍稍抵抗速度政治。

塔可夫斯基在谈电影《潜行者》时说:「我总怀疑,人的行动,可能是荒诞、无意义的,也就是不切实际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行为对我而言,象徵崇高的精神,这意味著心无私念,因为他有不同的理想,因为这个经过计算而建造出的世界,其原本样貌无法满足有灵性的人。正是那股使他不切实际行动的力量,至关重大。」在弥漫著乐观的忧郁之际,这段话和普希金的诗句很打动我,这一切该如何能对我们珍爱的生命产生意义。

亮:我也不反线上,我觉得如果不能碰面,线上读书会也很好。我们会为了参加几小时的读书会,用大部分的时间离线读书,自行探索未知的领域。当然,如果能用通信的方式就更好了。

本篇文章开放阅览时间为 09/01 至 12/31
《PAR表演艺术》 第341期 / 2021年09月号

《PAR表演艺术》杂志 ? 341期 / 2021年0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