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无论是从神话的传说，还是从考古的发现，中国乐器的历史都和这个民族一样渊远流长。伏羲作琴、女娲的制笙簧，这些也许是人类混沌初开必有的附会，但是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土七千多年前的鹰骨箫、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出土四千多年前的石磬，以及商、周以降所出土的大量陶埙、铜钟等等，则具体地证明了先民之重视音乐。日新月异的考古发现、车载斗量的文献记载、美仑美奂的图像描绘和现存民间少数民族乐器运用的硏究都足以呈现一个中国乐器演进史的轮廓。

和所有的民族一样，中国先民最初运用乐器应该是和劳动、祭祀、求偶、战争等活动有关，自娱及娱人随之而至。到了西周时乐器数量已增加到有分类的必要，因而产生了依制作材料而分的「八音」，即金（钟）、石（磬）、土（埙）、革（鼓）、丝（琴）、木（柷）、匏（笙）和竹（排箫）。然而这些中原的乐器不久之后就和不断传入的外族乐器平分秋色，有时外来乐器甚至于「反客为主」，例如琵琶与胡琴。不论是中原的还是外来的，最后都依各时代的社会条件和艺术品味而有所取舍及融合，形成了现代丰富多样的中国乐器世界。

古代的「八音」分类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能包容后来品种日多的乐器，所以近代又有依演奏方法将中国乐器分为「吹」（吹管乐器）、「弹」（弹弦乐器）、「拉」（擦弦乐器）和「打」（打击乐器）四大类。这一分类法比较符合从一九三○年代开始发展的现代国乐团（民乐团）的四组分类。然而乐器是世界性的现象，尤其少数民族的乐器更有不少是跨国界的，应从世界文化的总体来观察，因此以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洪堡斯托（Eric M. von Hornbostel）及萨克斯（Curt Sachs）于一九一四年提出的分类法更为妥当。该法依乐器的发声方式与声学原理将乐器分为体鸣、膜鸣、气鸣和弦鸣四大类。以下之简表即依此原则：

一、体鸣乐器（声源来自物体本身的振动）

钟、锣、云锣、木鱼、梆子、钹、拍板等；少数民族有木鼓（什）、杵（台湾布农）、铓锣（傣、阿昌）等。

二、膜鸣乐器（声源来自张紧皮膜的振动）

大鼓、堂鼓、板鼓等；少数民族有众脚鼓（傣、景颇）、手鼓达卜（维吾尔）、八角鼓（满）、杖鼓（朝鲜）等。

三、气鸣乐器（声源来自空气通过管状物体的振动）

笛、箫、笙、唢呐、管子等；少数民族有巴乌（西南多族）、葫芦丝（西南多族）、芦笙（苗）、筒钦长号（藏）等。

四、弦鸣乐器（声源来自弦的振动）

琴、筝、二胡、京胡、板胡、琵琶、月琴、阮、柳琴、三弦、扬琴等；少数民族有马头琴（蒙）、萨塔尔、都他尔、弹布尔、热亘普（以上皆维吾尔）、冬布拉（哈萨克）、八角月琴（彝）等。

以上所列的各类乐器，除了可以作自娱及修身的独奏之外，更常见的情形是依不同功用和地区组合成固定或半固定的乐团，有的用于宗教与祭祀，例如祭孔乐队、佛道乐队；有的用於戏曲伴奏，例如舞台上的文武场；有的用于游行及舞蹈，例如吹打乐团及舞龙、舞狮的锣鼓；有的用于雅集及音乐会表演，前者如江南丝竹乐团，后者如现代国乐团。

汉族的乐团依乐器的组合可以分为五大类（依高厚永：《民族乐器槪论》），即

一、锣鼓类──主要以体鸣及膜鸣，即一般所谓打击乐器组成，大多作伴奏舞蹈及舞台动作之用，前者如舞龙、舞狮，后者如戏台上的武场。

二、吹打类──有以唢呐、管等吹乐器配上声势浩大的锣鼓之「粗吹」如浙东锣鼓、潮洲大锣鼓、北管锣鼓等，也有以笛、笙等吹乐器（甚至于弦乐器）加锣鼓的「细吹」如西安鼓乐、苏南吹打之笛吹部分等。此类多作婚丧赛会之用。

三、丝竹类──以丝弦和竹管乐器组合，配以小型打击乐器组合，例如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潮州弦诗、福建南音（即台湾南管）等。此类虽然也作婚丧喜庆之用，但更常见于文人雅集。

四、鼓吹类──以唢呐或管子为主，加上其他吹管、丝弦及打击而成的乐团，如山东吹鼓乐、辽南鼓吹（以上唢呐为主）和河北吹歌会（管子为主）等；台湾民间丧事常见的鼓吹亦属于此，皆作婚丧喜庆之用。

五、弦索类──以少数弹及拉的弦乐器组成，依附于说唱、戏曲或舞蹈，独立形式已不多。近年兴起的丝弦五重奏（二胡、柳琴、扬琴、琵琶等）属于这一类，但功能已是专为表演用。

「现代国乐团」（民族乐队）这种综合乐团不属于以上的五类，而是新形式。它所用的是受西乐观念而改革过的中国乐器，借鉴西洋古典交响乐团，又渗入部分俄国巴拉莱卡（Balalaika）乐团而组成为擦弦、弹弦、吹管和打击四组，其功能是专用于音乐会的。

少数民族因为种族繁多而习俗各异，其乐器形制及功能尙不容易有比较统一性的分类与组合。

 

文字｜韩国𨱑 北伊利诺大学音乐系教授、国立艺术学院音乐系客座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