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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宗益(许斌 摄)
异人馆 异人馆

「我只是想追著云,过著有人性的生活」

编舞家谢宗益

在台湾艺文圈,提起谢宗益,除了对他在云门舞集的表现及舞作《狂人日记》的深刻印象外,他与明华园合作的《戏蚂蚁》鬼魂一角,更是有口皆碑。但旅法十年,令他对台湾的种种无法忍受。「愤世嫉俗」成了人人对他的第一印象……热爱自由,他选择巴黎、舞蹈;也因为跳舞、自由,使他后来妻离子散。但多少人又知道谢宗益的内心、想法,知道他对小孩子的疼爱,对儿童教育的重视?

在台湾艺文圈,提起谢宗益,除了对他在云门舞集的表现及舞作《狂人日记》的深刻印象外,他与明华园合作的《戏蚂蚁》鬼魂一角,更是有口皆碑。但旅法十年,令他对台湾的种种无法忍受。「愤世嫉俗」成了人人对他的第一印象……热爱自由,他选择巴黎、舞蹈;也因为跳舞、自由,使他后来妻离子散。但多少人又知道谢宗益的内心、想法,知道他对小孩子的疼爱,对儿童教育的重视?

太阳剧场舞团「不变的年代」

10月24〜29日

台北国家剧院实验剧场

十七岁那年(台湾还没有解严),谢宗益随著云门舞集第一次到巴黎演出,街头一对烈火情人正拥吻著,女人坐在男人的腿上,云轻轻飘过,风也缓缓地拨弄著女人的秀发,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自由」,他对自己说:「巴黎,有一天我还会再回来。」果然没有多久,向往自由的翅膀,很快地就飞向巴黎的天空,而且一待就是十个年头。

在台湾,艺文圈很多人认为谢宗益是个「愤世嫉俗」的靑年。确实,他会对中正纪念堂中山南路行人道的路砖破旧积水,感到生气和不解,「这不是中华民国官员经常出入的地方吗?」「为什么台湾老百姓要忍受这样的生活品质?」更甭谈文建会、国家两厅院对表演艺术的「照顾」,若比起法国,他祇会让自己更陷入愤怒、无奈、不解,可能还会有跳楼的情绪。

自由

热爱自由,他选择巴黎、舞蹈;也因为跳舞、自由,使他后来妻离子散。谢宗益说:「剧场是我的教堂,我不属于教堂,但教堂属于我,它应该是温暖人心、触动人心的。」他与部分编舞家不同,总是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或是做一些伟大的梦想,「说穿了,我也是『骗子』,像一个魔术师,把不同的感动变给观众,编舞的感觉让我觉得我还『活著』,它弥补我少掉的一根筋。」他直言:「我的舞,观众若觉得看懂,那谢谢大家;若看不懂,是我舞编得不好。」他不喜欢对自己的创作多做解释,可是不发一语,他又觉得「不负责任」。

俗气

十六岁时,谢宗益第一次进剧场(国父纪念馆)看舞蹈时,他的心情是沮丧的。那时刚学跳舞,什么都不懂,他安静得连放声屁都不敢,舞团演毕也不知如何鼓掌,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很「俗气」。而今你送票给他,请他去看表演,他还未必会进剧场,重点是「可能是个性的关系,看表演会干扰我的思考,而且说实在的,也看不到什么精采的作品。」他说:「根据科学分析,九岁小孩的注意力祇能集中一分钟,而成人祇有五分钟,创作者不能在这几分钟掌握到好东西,有什么资格说:『好戏在后头』。」所以绝大部分时间,他宁愿看电影,也不愿意看表演。

快乐

听起来,谢宗益相当地狂傲不羁,但反过来,他自我要求的压力也就更大,他不是个量化、媚俗,和民族大义、社会功能都揽在肩上的编舞家。他强调:「编舞祇是提供一个情况,不管是长或短;它不是创作者情绪的宣泄和一时的感触,因为那祇是热情燃烧过后的灰烬。」所以叫他编一支「快乐」的舞,他会问:「请吿诉我快乐是什么?」

他的快乐,就是把女儿放在褓姆那好久后,与女儿久别重逢的那一刻,是一种沈重的甜蜜负担。而幸福也一样,当一个人不愼被车撞死,有人觉得悲伤,但「幸好不是我」的念头产生的时候,那就是幸福。「幸福往往到后头才会被重视。」谢宗益点著烟,轻轻地说。

教育

廿一岁到巴黎之后,谢宗益在巴黎歌剧院舞蹈学校上课,芭蕾技巧在那儿扎功,随后即投入编舞和跳舞的行列,但为了糊口,又重回舞蹈学校习儿童舞蹈教学,其中两年随著义大利籍的妻子,在西西里岛旁的小岛,伴著地中海的阳光、浪涛,过著种蕃茄、教跳舞的生活。「我很喜欢小孩子,这次回台湾,我特别走了趟童年时代求学的中山国小,『百年树人』四个字,让我深深感受儿童教育的重要。」可是台湾的舞蹈学校又在哪里呢?大学增设舞蹈系、舞蹈硏究所,可是却没有舞蹈学校做根基,祇有零星的舞蹈实验班,这样谈培养舞蹈人才?简直是海市蜃楼。

在巴黎,舞蹈学校的小孩到了十七岁还没出头,就肯定转型跳现代舞,因此不论芭蕾舞、现代舞,舞者都有相当扎实的功底。谢宗益其实不希望每样东西都那么用理性分析。他说罗曼罗兰称:「分析让人无法做事」。但是偏偏他却是卡夫卡和波特莱尔的爱好者,而前者是分析狂,后者是愤世嫉俗者。

主义

谢宗益的舞蹈才华其实早就被台湾舞蹈界肯定,所以每次从法国回来,都有不同的艺术家邀请他编舞、跳舞,明华园歌仔戏团与导演陈玉慧合作的《戏蚂蚁》,他即是那穿梭时空的鬼魂;随后罗曼菲、吴素君、叶台竹也一同跳他的作品《狂人日记》。虽然编创的作品极少,不过都给人相当的印象,美国舞评家还曾经评称:「表现主义的复活」。不过他对「主义」一词相当反感,没有特别的感受,他说:「我没有救赎的伟大想法,那祇是私人的情况。」返台期间,他也曾一度开面包店养家,因为无法心安理得,所以后来再选择回到舞蹈园地。

不过音乐带给他很大的欢愉感,他喜欢古典音乐,「贝多芬说:音乐的力量让听者毫无选择地进入作曲家的脑里,体会作曲家的创作。」所以谢宗益的生活,有绝大时间在听音乐,其他的时间则用耳塞,避免现实的干扰。

在两厅院的芭蕾舞练习室里,这是他短暂的王国,看到舞者奋力排练他的新作,他觉得辛苦、同情,谢宗益又再度点起一根烟说:「剧场的魅力,不是在那些自以为搞艺术的人,而是它是个魔术师,排练时是假的,但演出时是真的。」

或许某天,谢宗益会选择离群索居,在云南的某一个角落,此时别把统独的政治角色套在他身上,他强调:「我就是我。我祇是想追著云,过著有人性的生活。」

 

文字|王亚玲  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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