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十七岁那年（台湾还没有解严），谢宗益随著云门舞集第一次到巴黎演出，街头一对烈火情人正拥吻著，女人坐在男人的腿上，云轻轻飘过，风也缓缓地拨弄著女人的秀发，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自由」，他对自己说：「巴黎，有一天我还会再回来。」果然没有多久，向往自由的翅膀，很快地就飞向巴黎的天空，而且一待就是十个年头。

在台湾，艺文圈很多人认为谢宗益是个「愤世嫉俗」的靑年。确实，他会对中正纪念堂中山南路行人道的路砖破旧积水，感到生气和不解，「这不是中华民国官员经常出入的地方吗？」「为什么台湾老百姓要忍受这样的生活品质？」更甭谈文建会、国家两厅院对表演艺术的「照顾」，若比起法国，他祇会让自己更陷入愤怒、无奈、不解，可能还会有跳楼的情绪。

自由

热爱自由，他选择巴黎、舞蹈；也因为跳舞、自由，使他后来妻离子散。谢宗益说：「剧场是我的教堂，我不属于教堂，但教堂属于我，它应该是温暖人心、触动人心的。」他与部分编舞家不同，总是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或是做一些伟大的梦想，「说穿了，我也是『骗子』，像一个魔术师，把不同的感动变给观众，编舞的感觉让我觉得我还『活著』，它弥补我少掉的一根筋。」他直言：「我的舞，观众若觉得看懂，那谢谢大家；若看不懂，是我舞编得不好。」他不喜欢对自己的创作多做解释，可是不发一语，他又觉得「不负责任」。

俗气

十六岁时，谢宗益第一次进剧场（国父纪念馆）看舞蹈时，他的心情是沮丧的。那时刚学跳舞，什么都不懂，他安静得连放声屁都不敢，舞团演毕也不知如何鼓掌，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很「俗气」。而今你送票给他，请他去看表演，他还未必会进剧场，重点是「可能是个性的关系，看表演会干扰我的思考，而且说实在的，也看不到什么精采的作品。」他说：「根据科学分析，九岁小孩的注意力祇能集中一分钟，而成人祇有五分钟，创作者不能在这几分钟掌握到好东西，有什么资格说：『好戏在后头』。」所以绝大部分时间，他宁愿看电影，也不愿意看表演。

快乐

听起来，谢宗益相当地狂傲不羁，但反过来，他自我要求的压力也就更大，他不是个量化、媚俗，和民族大义、社会功能都揽在肩上的编舞家。他强调：「编舞祇是提供一个情况，不管是长或短；它不是创作者情绪的宣泄和一时的感触，因为那祇是热情燃烧过后的灰烬。」所以叫他编一支「快乐」的舞，他会问：「请吿诉我快乐是什么？」

他的快乐，就是把女儿放在褓姆那好久后，与女儿久别重逢的那一刻，是一种沈重的甜蜜负担。而幸福也一样，当一个人不愼被车撞死，有人觉得悲伤，但「幸好不是我」的念头产生的时候，那就是幸福。「幸福往往到后头才会被重视。」谢宗益点著烟，轻轻地说。

教育

廿一岁到巴黎之后，谢宗益在巴黎歌剧院舞蹈学校上课，芭蕾技巧在那儿扎功，随后即投入编舞和跳舞的行列，但为了糊口，又重回舞蹈学校习儿童舞蹈教学，其中两年随著义大利籍的妻子，在西西里岛旁的小岛，伴著地中海的阳光、浪涛，过著种蕃茄、教跳舞的生活。「我很喜欢小孩子，这次回台湾，我特别走了趟童年时代求学的中山国小，『百年树人』四个字，让我深深感受儿童教育的重要。」可是台湾的舞蹈学校又在哪里呢？大学增设舞蹈系、舞蹈硏究所，可是却没有舞蹈学校做根基，祇有零星的舞蹈实验班，这样谈培养舞蹈人才？简直是海市蜃楼。

在巴黎，舞蹈学校的小孩到了十七岁还没出头，就肯定转型跳现代舞，因此不论芭蕾舞、现代舞，舞者都有相当扎实的功底。谢宗益其实不希望每样东西都那么用理性分析。他说罗曼罗兰称：「分析让人无法做事」。但是偏偏他却是卡夫卡和波特莱尔的爱好者，而前者是分析狂，后者是愤世嫉俗者。

主义

谢宗益的舞蹈才华其实早就被台湾舞蹈界肯定，所以每次从法国回来，都有不同的艺术家邀请他编舞、跳舞，明华园歌仔戏团与导演陈玉慧合作的《戏蚂蚁》，他即是那穿梭时空的鬼魂；随后罗曼菲、吴素君、叶台竹也一同跳他的作品《狂人日记》。虽然编创的作品极少，不过都给人相当的印象，美国舞评家还曾经评称：「表现主义的复活」。不过他对「主义」一词相当反感，没有特别的感受，他说：「我没有救赎的伟大想法，那祇是私人的情况。」返台期间，他也曾一度开面包店养家，因为无法心安理得，所以后来再选择回到舞蹈园地。

不过音乐带给他很大的欢愉感，他喜欢古典音乐，「贝多芬说：音乐的力量让听者毫无选择地进入作曲家的脑里，体会作曲家的创作。」所以谢宗益的生活，有绝大时间在听音乐，其他的时间则用耳塞，避免现实的干扰。

在两厅院的芭蕾舞练习室里，这是他短暂的王国，看到舞者奋力排练他的新作，他觉得辛苦、同情，谢宗益又再度点起一根烟说：「剧场的魅力，不是在那些自以为搞艺术的人，而是它是个魔术师，排练时是假的，但演出时是真的。」

或许某天，谢宗益会选择离群索居，在云南的某一个角落，此时别把统独的政治角色套在他身上，他强调：「我就是我。我祇是想追著云，过著有人性的生活。」

 

文字｜王亚玲  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