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一片旌旗，算算站了近十名长靠将军，兵卒穿梭其间，枪、戟交错，锣鼓紧催。热闹缤纷的一幕之隔，后台负责扎靠、把子的衣箱正安静熟速的拾掇归位及备件。其实在开打之前，他们先已汗流夹背的为众将官扎靠、装扮、备武器，不小心挂万漏一了，还得从容想方设法的应变。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你对迤逦绵长的京剧唱腔无法接受，那么舞台上的翻打跳跃，显然是让初入门者眼睛为之一亮的选择。筋斗能翻到多高？旋子能起几个？打出手时满天飞来飞去的兵器……，就算对许多已能看门道的观众来说，武戏一直是京剧舞台上最令人屛气凝神的时刻。只要功底扎实、演出卖力，台上的热闹永远不会「曲高和寡」。
但无论在哪里，热闹之余，有人一定寂寞。
将帅喽啰交给二衣箱包办
「我一直有个观念，扎靠的人一定要有力气。」负责国光剧团二衣箱的朱建国，今年已经四十岁了，胖胖壮壮的身材，似乎为他的观念做了最实际的注解。当明白二衣箱的辖管是既多且碎时，我发现「粗中有细」的心思才是他胜任这行当真正的原因。
二衣箱负责京剧中武戏的行头。它的花样不少，如箭衣、铠甲、靠、豹衣裤、打衣裤、绦子等，数量更多，不仅长靠将军或绿林短打算是二衣箱的事，后面跟著的兵卒喽啰同样也离不开他，再加上许多演员成套的装扮都由零碎的配件组合而成，因此，没有缜密的心思，这个工作相信很难应付的来。
武戏不可能不流汗，演员们在台上辛苦的证据，却是下戏之后二衣箱要费力处理的残迹。同大衣箱一样，被汗浸透的衣服也只能依赖喷洒酒精或高粱酒来处理，利用其挥发的特性，将汗水中的盐分除去。尽管如此，行头在二衣箱的眼中还是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一种消耗品，汗水甚至可以说是二衣箱的天敌。
流汗的程度也泄露了一些看戏的门道。一般来说，由于有水衣、胖袄或其它戏服为衬底，汗水并不容易渗露到最外层的靠衣上。但一些重头的长靠武戏，如《挑滑车》，不仅做表的难度高，而且时间长，武生的汗水照样波及到靠上。体力上的巨耗、表演程式的困难，这些都为波及到靠上的汗水，凭添了一份辛酸的想像。
扎靠是二衣箱的重头戏之一，依每个演员的需求而有不同的松紧程度，这里也正是朱建国认为要用力气的地方。上靠时，四根靠旗间是平行、亦或呈现四十五度的倾斜，这是全凭经验拿揑的事。挿靠旗的靠盒子在制作上有一定的格式，而每个演员在后颈与后肩的骨骼与肌里结构上又不尽相同，想要让靠盒子贴背、舒服，不至于在演出中「芒刺在背」，这又是二衣箱非经验不可的工夫。「每个靠又很重，不比衣服好穿，赶场时特别难过！」当然，一听即知，这也是来自经验的抱怨。
打绦子是二衣箱的重头戏之二。绦子类似现今流行的中国结，挂配在演员身上以为装饰。或是配合角色的身分，或是配合衣裤上的图案，有时场上的角色一多，绦子的形式还有不好重复的要求。朱建国说，当初他从老师傅手上学的花样并不够用，自己硏究揣摹的结果，现在手中已有七、八种造型。
「还不够多，起码要十种以上才行！」是太高的自我要求吗？「是蛮难的，但基本上这是个工作。」他平淡地这样定义属于他的寻常熟事，虽然台上的热闹和台下的掌声都不属于他，但经年累月的衣箱活儿在他心目中自有定位，就在衣板桌上，他写下二衣箱的四言感喟：
八身大靠齐上阵
士卒劲装必出征
绿林英雄逞威风
二衣重任为蕙真
把子管兵器兼修带做
把子不只是刀、枪、剑、㦸等兵器而已，举凡舞台上可移动的道具，如旗竿、灯杆等，都在把子的定义之中，这一点，国光后台负责把子的张义礼，当他一年半前刚从演员转到这行时也有同样的意外：「我就不明白，文戏的帐幕由捡场负责，但撑帐的杆子却归把子管，这还是我那个师兄张义孝提醒，自己以前当演员就从来没在意过。」
剧队合并与年纪是张叔从舞台上退休的主要理由，不难想像，在他承认「这是必然现象！」之前，要经历多少不胜唏嘘的感慨。由于转行不久，张叔还说不上对把子这工作有何独具的门道与心情，取而代之的，反而更见一份对工作的竞竞业业：「要什么东西？要什么性质？要多少？有就给，没有就去找、去做。」
三军剧队合并后，所有的把子都集中到了国光来，够是够用了，堪虑的品质却是一大隐忧。对那些摇动了的枪头、磨损的刀劈，张叔免不了要进行一番修修补补。除了演出时间的压力外，这些简单的劳作活儿并难不倒他，倒是许多需要无中生有的特别道具，凸显了张叔在新制度中的困窘。「代价高」还不是请制作组代制的最大麻烦，「不称手、不合用」才是让张叔与演员蹙眉的主因；如果自行制作、购买，却又受到报价制度的束缚。「小东西就乾脆自己贴钱了！」张叔无所谓的说。你能指责这是一种对旧制度的因循吗？
在新制度中继承一些老禁忌，有时会像是一种美德。不论是关老爷的刀、灵官的鞭，还是金刚的杵，在今天，一种神圣而又神秘的忌讳仍然在这些把子上挥之不去。不仅在演出时要对之恭敬三分，严禁外行乱摸、嬉玩；在平时，它们也被收藏在较为隐密的地方，以「束之高阁」杜绝一切可能的亵渎。这些态度可能不尽合理，但我以为，经常就在这些外行人觉得莫名其妙的地方，往往才找得到我们对梨园界也必须谦卑的理由。
一年多来，张叔也在一种初学乍练的摸索中，体会把子这行的辛酸滋味。对记忆力的考验显然是其中最恼人的困扰之一：「很有一点说不上来的滑稽事情。明明这些东西已经很熟了，怎么还是忘了带！」这种意外之于张叔，至多就是从演出场地骑车赶回剧团补拿遗漏的小东西，在他记忆中，以前还有更大的笑话虽然不发生在他的手中：「有一年唱《大保国》，要赐剑前才发现剑忘了带，只得赶忙动脑筋，找块红布，将刀包起来，演出时就说它是上方剑，但不在场上打开。还一年，唱《失空斩》，起霸后才发现诸葛亮的扇子忘了，临时用硬纸板剪了剪，忙塞给演员，要他用水袖遮住，只露出个头来。引子念完，真扇子送到，再遣捡场上去将它换了过来。」这些有惊无险的故事听起来都有趣，但抬头瞧瞧上面的制度与禁忌，就不难明白其中有多少不能承受的惊慌。
我对这次的采访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不习惯，后来想想，可能是以前在后台见到二衣箱与把子时，总有「就要热闹」的期待或漫天价响的锣鼓点相伴随，单纯地视它们为一项安静的工作时的确与我熟悉的印象相忤。
但我怀疑，有人能真的习惯它。
文字｜何一梵 特约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