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城市的经验，尤其是为了城市的保护和复旧等自由而做的抗争，已为许多革命性的行动提供了场景与课题。除非工业计划的理性发生巨大改变，除非工业式的管理被巨大重组，则城市的实际存在状态，以及社会对城市的需要即无法成真。……快乐的概念对法国人而言，是种新观点，对世界其他人亦然。同样的，我们对不快乐的概念亦感陌生。要体察到不快乐，其实已必须先假设另一种更好可能性的存在。或许，这种快乐与不快乐，或者快乐可能性的体察对实値不快乐的了悟与冲突，已取代了以往那种听天由命的概念。而这乃是我们所以会觉得抑郁的关键。

──法国哲学家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

嘉年华会式的文化生活空间

自从一九七七年巴黎庞毕度中心落成，除了各种艺文展演室内场所及博物馆外，更有一个让各种室外艺人表演的偌大广场，以及供人休闲的周边生活圈。从此以后，一种具有嘉年华会式的文化生活空间的概念，遂开始进入人类思考的范围内。

这是人们的城市思考的一个重大转折。从十八世纪以来，人们在过度一厢情愿的乐观下，早已习惯将城市视为理性最终极的产物。严格分工的城市区隔、大楼、快速的交通、大型商业化的消费及娱乐场所，所有的这些构成了「城市合理性」的基础。这种城市并非没有艺术文化，大型的剧院、电影院、电视及录影带等是塡补文化生活的主要材料。在「城市合理性」的要求下，战后至七〇年代后期，欧洲的大城市里禁止街头艺人的活动，并以「非法行乞」和「阻碍交通」的轻罪罪名拘捕。

然而，根据「集体消费」及「父权行政管理」而塑造的这种「城市合理性」，在一九六〇年代之后却终究无法阻挡地使它的「不合理性」表面化。在实质面，它出现了诸如城市内不均冲发展、财政危机、市区凋萎等病症；而在精神面，它则造成了诸如人们沦为组织人、异化、荒漠等集体性的疏离感。「城市合理性」里潜藏著自噬的「不合理性」，于是，遂造成了一九六〇年代后期以迄七〇年代的总体反省。在这些反省里，「社区」、「日常生活」、「欢乐式的节庆」等概念遂吿出现。

以「社区」疏通荒漠冷淡

人们使用「社区」、「日常生活」、「欢乐式的节庆」等概念，其目的在于藉著引进这些代表了人与人之间具有亲切亲密关系的概念，来改变已成为「不合理性」的「城市合理性」。所有的这些概念都脱胎于中古时代的旧城市。那个时代固然有它的落后，但人与人则相互通关、彼此互助，且共同享有亲切的文化娱乐生活。从一九六〇年代后期至七〇年代，欧洲的理论家与社会改革家，所致力于──即是企图在现代的城市里镶嵌进昔日美好的文化基因。当时在法国的文化复兴上扮演过先导角色的列斐弗尔曾著〈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即呼吁要重建具有欢乐节庆性格的城市。他说道：「艺术和艺术的意义的复兴，其目的不只是在文化而已，却是要将文化和艺术导向经验，促成日常生活的转型，让日常生活本身就变成一种艺术的创作。这种文化的革命，旨在改变人的实存状态，而不只是要改变政府及财产分配。从知识份子的观点而言，创造不应只限于艺术，而应成为指向自我意识的活动，据此落实到欲望、时间和空间等面向。而对整体社会，它则代表了对社会功能的集体责任，促成人们对城市的自我参与管治。」

文化艺术本身的民主化

欧洲的理论家与社会改革家意图藉文化艺术而翻造城市，让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实存状态本身即成为一种文化艺术，这种主张在六〇和七〇年代间被提出，除了是代表一种主观的愿望外，也并非毫无客观的基础。英国剧场预袖之一的梅森（Brin Mason）在《街头剧场和其他室外表演》一书里即指出，从一九六〇年代后期开始，尽管大量生产的文化艺术休闲日盛，但于此同时，艺术文化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就是「文化艺术本身的民主化」。文化艺术结束了以前那种富贵之家后代垄断的旧时代，新的中产子女在文化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中已大量进入这个领域，他们将文化艺术做为一种生涯，用以娱乐他人，或将文化艺术当做批评、沟通、艺术创造、前衞实验的媒介。文化艺术的专业工作者增加，各类艺术呈现方法的区画日益模糊，这代表了艺术呈现方法更加综合，而城市居民也日益对能够直接观看并接触到的艺术充满悬念，更对那种嘉年华会式的亲切友善文化活动满怀期待。于是，一个欢乐的城市文化生活空间的时代遂吿浮现。

删除不合理的空间配置

其实，从一九六八巴黎学潮期间，这种气氛与期待即已开始。那段期间，巴黎的各类行动剧场、嘲讽剧，甚至民间欢乐式的杂耍马戏等均突然大盛。为一种节庆式的社会运动塡添无数欢乐。以日常生活的合理性，来弥补科技资本主导的不合理的「城市合理性」，这是个新的开始。从此以后，欧洲逐渐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庞毕度中心不过只是最特出的例子而已。其他如废弃屠宰场改为艺文展演场所、城市郊区化之后所留下的许多旧街道定期开放街头表演。许多旧建筑被重辟为靑少年活动中心，诸如此类的例证尙多。现代城市的合理性里所潜藏的最大不合理性，乃是它将人的生活意义化，为了达到这种意义所需要的空间配置全部删除。而人类毕竟不是可以合理的简化为上班下班，去特定地方看表演，又去特定地方正襟危坐用餐的奇特生物。人的存在必须在共同的欢乐参与和无区隔处完成。藉著日常生活的欢乐始有归属和认同。

也正因此，欢乐式的日常文化生活空间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政治与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不合理的城市，追求心灵与日常生活快乐的人民，催生出了这种具有古代欢乐意义的空间。由欧洲的中古史，许多城市都有诸如喷水广场、商舖广场之设，人们在此汲水、闲坐，而艺人则在其间穿梭，彼此可以同乐，有些城市甚至还有许多社区式的民俗艺术集体活动。那是个「社区」完整的存在著的时代。由近代文明的演变，许多这类空间及活动后来都在空间区隔及合理化的主流价値下被呑并消失，而现在的人则要找回这种消失的意义。

后进无措的台北

由欧洲这种欢乐式的城市文化生活空间的再现，我们可以看出台湾的变化其实也是心同理同的反映出相类似的价値变化。艺文界争取华山特区的设立，小剧场联盟争取使用中正二分局旧址为使用场所，台北市政府在艺文界抗争下同意保留中华舞蹈社现址，并将辟为双连艺术特区。连续三起案例均涉及台北地理及人文空间的重新配置。这是台北市的价値向人文面的移动。有许多问题都値得讨论。

今日的台北，乃是战后快速膨胀的城市，尤其是近廿年膨胀最速，因而台北建物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均集中完成于这个时段。然而，就在这廿多年里，也正是资本主义成长逻辑，以及官僚体系管理能力犹未充分发展的阶段；于是，就在台北的膨胀中，却也留下了诸如建物错乱，市容丑陋的后遗症，它只有依靠更长远未来的建物代谢来将其整顿。除了市容丑陋之外，资本主义的成长逻辑主宰下，一有空地就急于建屋建楼的价値也就成为优势的主张。台北对记忆的保留无所措意，对非生产性，非商业性的空间规划缺少远见及履行的决心。许多生活空间如公园绿地都拖延到近年来始逐步推动。台北是个后进并不断摸索中的城市，因而在诸如城市艺文生活空间这种更新的问题上，遂完全缺乏主动的能力与识见。

快乐、审美与归属

不过，就在这样的泄沓拖延中，台北本身由于社会的发展、外国经验的吸收，一种更重视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与想像的趋势都已逐渐开始。在可见的未来，由于隔周休二日所造成的假期日增，这种趋势必然更加迫切。这种趋势已不只是通俗所称的「提高生活品质」而已，更是对日常生活的快乐的重新定义。人类一切的努力，终极必将靠落实在日常生活里来作检证，而它的标准乃是快乐、审美、归属等基本的精神状态指标。英国当代学者坎培尔（Colin Campbell）在《浪漫伦理曁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一书里，以一种和韦伯（Max Weber）对立的能度提出一种主张：他认为未来的人将以快乐为人生之首要目标，但这种快乐已不再是诸如口腹之欲等初级形式的快乐，而是一种更加诉诸精神层面非感官式的快乐，它以文化艺术等为主，在脑内完成。感官快乐有时而穷，脑内快乐则无涯无际。他称之为「二度享乐主义」。他的这种说法不正能够和列斐弗尔所说的话相互对应：「让日常生活本身就变成一种艺术的创作」。

华山艺文特区、双连艺术特区、中正二分局小剧场，都値得乐观的期待。不过，我们也不能忘了，由欧洲的经验，人文艺术的日常生活空间之所以能够活泼且被支持，乃是这些空间的真正主人仍是市民。这些空间能被良好的规划设计，而文化艺术工作者则能与市民良好的互动，而不自居为空间的主宰。他们藉著文化艺术活动而和市民共同完成这些空间的意义，而这些空间最大的意义乃在于它具有「节庆」（festival）的特性。

富裕的国家，人们也会有悲惨的日常生活。它是贫瘠、无处可去、无聊、冷感、不窝心、不能升华的压抑，对别人充满了怀疑。而一切的悲惨，只有欢乐的文化生活能将其拯救。

文字｜南方朔  文化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