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导演的四种表现手法
当代大陆的戏曲导演，其表现手法大致有如下四种：一是老戏老演；二是新戏新演；三是新戏老排；四为老戏新排。第一种适于诸如京、昆类的一些古老剧种，易于保留古典精品，为后学或者专家提供效仿和研究之对象，亦适合戏曲欣赏修养较高一类观众之口味。第二种的导演多出自刚刚出道不久，混身充满铮兀之气的生力军，剧本亦多出自编剧新俊之手，都很强调各自的主体意识和倡扬现代意识。此类剧目极易博取一些文人专家们的靑睐，也宜于在戏剧比赛中获奖。但此类剧目有一大弊端，即：距传统太远、易失去大量的戏曲老观众。第三种的导演多为富有一定舞台经验的老艺人充任，惟其舞台经验丰富，所以对戏曲之道极熟悉，即便是出自一些外行之手的剧本，经他们一导也戏曲味十足，循规蹈矩。不仅对编剧的不足之处有所弥补，而且导出的戏因为是新剧目还能给观众新鲜感。
第四种，剧本多为整理、改编后的优秀传统剧目，导演即热爱戏曲艺术，又熟悉戏曲艺术，同时兼收并蓄，博览群艺。既尊重戏曲艺术编剧手法的「敍事体」和「分场性」以及演出过程中的连续性和流畅性，艺术处理上坚持戏曲艺术的精华──即程式化和行当化以及声腔艺术的「板腔体」，同时，在此基础上，又融入在人物塑造上的体验、生活化、性格化等新的方法。让观众既能得到传统戏曲艺术的美感享受，又能闻到淸新宜人的时代气息。既有「似曾相识旧时燕」的体认，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惊喜。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有继承，又有出新。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精品遂为此出。我认为这是戏曲导演艺术中的最高境界，我在《貍》剧的排练过程中亦力图采用此种导演手法。
为演员建立真实的内在
当然，「老戏新排」这一概念的内涵是非常丰富而具体的，比如对唱腔、音乐设计上的要求，对人物造型上的要求（包括服饰、化妆等）以及对舞美、灯光、效果以至于字幕诸方面的要求等等。但「老戏新排」概念中一个更为重要的内容即是：要为演员程式化、行当化的表演技巧找出生活的依据和人物情感发展以及情感思维的逻辑，要求演员在剧作者为他们提供的文字与文字间的空隙处找出人物情感联系的维系线，这样才不使演员的程式化表演落入类型化、刻板化的窠臼。为此我要求演员为其所扮演的角色写史立传，找出角色登上舞台之前已经发生的事。这其中有剧本的台词所提供的，也有需演员自己去想像、进一步丰富的。同时还让演员知道该剧的第二部中将要发生的事，使他们对其所扮演的角色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有始有终，一气呵成，不留空白点。我还要饰演所谓正派人物的演员找出角色的弱点、弊病，甚至是劣行；要求饰演所谓反派人物的演员找出角色的优点，他的人性所在，甚至是可亲、可爱、可理解、可原谅的一面。这样演人物就会有发展、有层次，有立体感了。
感动自己进而感染观众
这样的导演阐述和处理手法，对大陆的戏曲演员来讲已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了，但对台湾的戏曲演员，（尤其是台湾的豫剧演员）来讲还是头一次。有的人适应，有的就明显的不适应，甚至于有抵触。但我坚持要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演员在台上的一举一动、一字一腔、一颦一笑找出生活的逻辑，从而激发出演员的真实感情，首先感动自己，然后才谈得到去感染观众。
比如对《貍》剧刘妃这一反派人物的处理，我在自己的〈导演阐述〉中是这样写的：「刘妃这一角色在本剧中唱虽不多，但却是贯穿自始至终的人物，而且是全剧正面人物的主要对手之一。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理解和把握，关键在于不要将她简单化、漫画化和丑化，要找出她在剧中之所以这样做或那样做的心理依据，表现出她性格上的变化和层次，从而将之立体化、多元化，让观众真实地感觉到这样一个或这样一类人的存在及其为人处世的原理。她和李妃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真宗帝的一卷荒唐圣旨，也许不会那么激烈，这是她生长在那个不害人就要被害的深宫大院内必然要做出的抉择。在大太监郭槐的窜掇下，她做了，而且做的那样彻底，那样绝情，一方面是其性格自私所至，另一方面则是为社会残酷现实所迫。她要做皇后，要做人上人，就必须杀人，她的性格完全给扭曲了，异化了……。」
掌握情感转折的层次
与此同时，我要求饰演刘妃的演员在第二场中决心要将金丝貍猫剥去皮尾以换取太子真身时，要表现出极度的犹豫和挣扎；第六场〈归宗〉，刘妃痛失爱子时要表现出她的母爱、她的痛楚和失落。同样，第四场〈调包〉中主人公寇珠与陈琳在九曲桥畔相遇，情感从轻松悠闲地闲聊，发展到发现男婴的惊恐不安、不知所措以至最后的急中生智、妙计顿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给人以柳暗花明的快感。第七场〈探宫〉，李妃与亲子赵祯「八年离散今得会」，却「谁也不知谁是谁」的场面，我要求演员进行得自然流畅。李妃与太子的那段对话越似「闲笔」，就越与观众迫切想使他们母子相认的期待形成巨大的情感落差。落差越大，将来发生的感情火花越巨。特别是最后一场〈拷寇〉中，寇珠的误解，陈琳的点化，以至寇珠明白之后向陈琳求死以便得到解脱，陈琳此时棍棒加亲人生不如死的复杂痛苦情景等等，都是处在情感波涛的激烈撞击之下。然而，正因为如此，人物的性格本质方能展现得淋漓尽致，观众亦才能为之一抛同情的热泪和热烈的喝采。（当然这种喝采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或许是化为默默的颔首）。
亚里士多德说过类似的话：「生活中出现已经发生过的事，而艺术却能表现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我们艺术工作者信奉这样一句话：「事可能是假的，但情却是真的。」合情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也并不一定含情。我宁可去表现「假事」中的真情，而不为真事里的「伪情」、「矫情」。
文字｜石磊 河南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