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台原大稻埕偶戏馆为配合今年台北迪化街「年货大街」热闹展开，从一月中旬到月底起，安排了八场由馆长罗斌（Robin  Ruizendaal）编剧导演、著名的布袋戏师傅陈锡煌主演的布袋戏《义贼廖添丁》，在喧闹年节气氛中，为大稻埕诉说往日庶民广为流传的故事。

标举社区博物馆角色的偶戏馆

廖添丁是过去耳熟能详的民间英雄，不管真如日治时代明治年间「除户簿」这份旧户籍资料所记载，他乃本籍地为现今之台中县清水镇秀水里人氏，或如日治台湾总督府《凶贼廖添丁搜查报告》所示，他在北部犯下五件重大刑案等事，在今日看来都只是过眼云烟，历史真相早已不重要，留给民众的是廖添丁传说的无限想像空间，所以他是盗贼、是英雄、是抗日、是劫富济贫，或武功高强、能飞簷走壁、能乔装隐身、神出鬼没，成了弱势对抗强权的象征人物。大稻埕偶戏馆之所以推演《义贼廖添丁》，罗斌的说法是：「廖添丁的故事太多，但偶戏馆作戏的目的不是为了承载历史，而是『好玩』，与之前编的《马克波罗》一样，即趁历史的缝隙再虚构一则廖添丁传奇。」（注）诚然，《义》剧说书人般的演示态度，如同廖添丁这一人物在民间传说中流传的诸多虚构情节，在观众需要处添油加醋一番。

笔者同意偶戏馆为了娱乐观众，戏剧化或夸张式的演示民间历史人物，符合大稻埕偶戏馆「在传统中表现创意」的理念。但标举著社区博物馆角色的偶戏馆，运用戏剧手法诠释在地历史或人物时，仍然需要考量在地居民的反应。社会学家Maclver在《社会》一书里提出「社区」的要件必须具备地区性（locality）和社区感情（community sentiment）。在同一地域内的居民，因共同生活的契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共同情感，其内涵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活动，愈古老的社区愈具影响力。因为历史环境与空间所蕴涵的居民集体记忆，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最受关心，这种包含了人及其活动的地域场所，更是体会历史情境的绝佳条件。

在地故事的诠释须考量在地居民反应

根据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档案资料显示，廖添丁于明治三十七年（一九○四年）至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年）遭出卖去世为止，约有五年时间活动于大稻埕、台中厅、士林街、基隆厅和五股坑庄（八里）之间，其中又以在大稻埕所留下的故事，最为人所乐道。而大稻埕的范围，约指今天的淡水河岸以东、忠孝西路以北、民权西路及抚顺街以南区域。清末刘铭传任台湾巡抚，因茶、布、米、盐商业繁盛，外商日多，设定大稻埕地区为外侨居留地，于是千秋街和建昌街（今贵德街）开始有洋楼建筑，成为台湾早期商业活动之中心。迪化街（昔日有南街、中街、中北街之分）为大稻埕最繁忙的商市，成市将届一百五十年，富商云集，人文荟萃，遂衍生艺旦间、南管结社、子弟戏、霞海城隍祭典、法主公宫龟会等所谓的「大稻埕文化」；加上日治时期异族统治所造成的民族情绪、人民的贫富差距，使得廖添丁的事迹在这种时空环境渲染下，更显色彩神秘。此区的信仰中心霞海城隍庙，甚至供奉著廖添丁的神像，与台北县八里乡的汉民祠（主祀廖添丁）分别接受信众香火祭祀。从后人对这位「义贼」、「侠盗」、「汉之民也」（汉民祠匾额所书）的崇祀行为，不难推想民众对其劫富济贫事迹真实性的相信程度。

所以，这种在地事迹在博物馆戏剧化诠释下，除了表演形式强调的戏剧效果、剧场张力、演员能力和观众兴味外，能否兼顾更高层次思考？比如戏剧化表演让观众感受人、事、地、物的拟真感和临场感？其剧情所演示的「廖添丁」，是否符合当地居民的情感？能否引起共鸣？文献资料记载的五大案中，士林街茶商王文长、大稻埕富商林本源两家抢案，传言乃因其亲日使其成为廖添丁打劫的对象，两家后人对此是否有不同的看法？社区居民与非社区居民观感如何？当时的官方观点是否足取？再则，《廖》剧表演的时机恰当否？在社区交流方面，《廖》剧能否作为长期演出的剧目，还是只用于年节应景？表演时，社区居民要不要收费，或如何收费？可不可以把舞台延伸到门口、路口、或社区公园？这些都可能成为能否获致社区居民认同的上位课题。

偶戏剧场的传统现代

大稻埕偶戏馆经过两年多的运作，在现有的十六坪狭小展示空间里，表现活泼的经营策略，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在偶戏表演方面，邀请已故艺师李天禄之长子陈锡煌师傅为特约顾问，除参与各出新编戏码演出，还在馆内传授传统布袋戏技艺和示范讲解。傀儡戏码则由来自义大利著名的「龙偶剧团」傀儡艺师马士儒（Massimo Godoli Peli）操演。推出的每一出戏，创意频出。常能跳脱传统框架，另辟剧情蹊径，充满当代式思考。去年一年，从《马克波罗》、《Fagiolino游台湾》、《大稻埕老鼠娶新娘》、《稻田里的小孩：戏神的故事》到《义》剧，各出戏皆表现出有别于传统的操偶技巧和剧场技术，比如舞台设计、口白语言、灯光照明、音乐作曲等，时而中西合璧、时而精致传统、时而前卫开创，充满创意与实验精神，堪称为「偶戏的实验剧场」。

在展示部分，由于空间太小，要呈现完整的偶戏展示架构实属不易，但藉著驻馆制偶艺师的现场雕作示范，和中英语导览解说，来弥补不足，在有限的空间有效地达到传播偶戏知识的成效。而且，其剧作除了在馆内作定时定点的表演，也经常应邀至社区、学校、机关演出，尤其在儿童观众的推广上特别用心，充分展现其运作的活力与经营的企图心。

观察大稻埕偶戏馆的「博物馆运作」，笔者理解这种「微型」博物馆展现诠释方法的困难度，但也因此，更应该适度的选择和割舍。博物馆专家大都认为与观众沟通的媒介是展示，展示通常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诠释的结果，透过脉络化的展现（representation，可以引申为展示、陈列、展览、诠释、沟通、演示等），来传达理念和想法。展现的架构决定其形式和方法，以《义贼廖添丁》为例，这出戏是偶戏馆的年度布袋戏表演？抑或是「义贼廖添丁特展」中的偶戏表演节目？如果是后者，则在本出戏推出时，全馆的展示可呈现单一主题与印象，避免在已经难以伸展的空间里，出现与特展不相干的概念和作法，如废弃电视机所堆砌的装置艺术、其他剧目表演过后留下来的舞台家具、互动展示箱介绍的纲要和命题，以及一些与特展离题的文物标本等。营造特展的视觉感受和焦点，是这一成本低、人力少、空间小的博物馆高难度技巧，其目的则是在小空间中创造大格局。

展示脉络须适度选择与割舍

《廖》剧演出期间，偶戏馆请来奉祀在迪化街霞海城隍庙内的廖添丁神像，与原来供奉在馆内的田都元帅戏神一同接受香火祭祀，这种情境和脉络的展示，置观众于真实时空之中，博物馆内除了展示品和各项解说之外，任一馆员甚至表演者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展示对象，形成一个完整的展现脉络。但这种在公共教育展示领域设香案祭拜行为，是鼓励迷信、全部接受民俗样貌，或应回归博物馆客观呈现民俗文化本质之上？此问题近年来引起博物馆界不断地讨论，至今仍莫衷一是。事实上在一些博物馆或美术馆，常会看见部分观众面对被该馆以艺术品收藏、展示著的神像，再三下拜，对此情境和角色错乱的现象，博物馆有责任思考更妥适的处置之道，一方面达到展示目的，同时也避免置坚持特殊宗教信仰的观众于不自在的场域之中。

大稻埕偶戏馆强调「文化环境展示」的重要，实已直指民俗文化展现的核心，馆长罗斌自我期许「在博物馆环境里能不能发挥像偶剧这种活生生的表演艺术，而我们的展览要达到甚么样的目的？」的同时，像《义贼廖添丁》这种碰触历史与社区庶民诠释的故事，在博物馆展现时，尚有许多内外在思维需要厘清。

注：参见施如芳〈迪化街上的年货新品〉，《表演艺术》网站「网路杂志」，2003/1/3。

 

文字｜李骏涛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传统艺术研究所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