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不想继续复制另一种异国情调，也不想经由「民众戏剧」的称号，沦为以对抗帝国文化为自足的狭隘偏激论者，因此我们便在彼此之间创造了一种富批判性的交流情境。当这样的情境，得以经由戏剧的形式，具体落实于生命往来的场域中时，我们似乎愈来愈从民众的代言身分中脱离出来，并更深刻地身处于民众的流离失所中。
夜晚，东京近郊的东小金井站旁，一轮秋月高挂在「野战之月」的帐篷上。这一回，演出的剧码，光从字义上出发，便充满「拼装」的美学气息。海报上写著《阿Q Genom》几个字。阿Q，当然是鲁迅笔下那个人物的新版；而Genom是英文中「基因」和「染色体」的叠合缩写。（注）
樱井大造创作美学殊异
阿Q是如何与意味著现代科技神话的基因改造工程相遇，或者说「错置」的呢？日本「野战之月」剧团的核心人物樱井大造，惯以隐喻、寓言、科技迷思融合于非线性逻辑的戏剧情境中。他强调一种超乎戏剧性元素以外的表达方式，将民众生命的内在性，从血脉的流动中呼唤出来。他的创作，由剧本写作到导演的过程，戏剧倾向都是以表现议题作为行动核心；即便在他所谓「新民众戏剧」的思维中，他认为，解释民众生活的戏剧作品，正像是将民众轻易地「贩售」给消费网路的媒体社会。如此，「野战之月」的表演，总是在帐篷中同时交错著神秘与现实的美学性质：神秘的部分，经常是呈现生命面对世界性的「杂质」所迸发出来的想像力；而现实的部分，则是将想像力贯穿于多层交织的隐喻中。
笔者自一九九五年与樱井大造在菲律宾民答那峨岛偶然相遇以来，「野战之月」的地下剧场美学，便以一种殊异的气息，散发在亚洲民众戏剧的上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七年之间，笔者尝试经由多次旅行菲律宾的经验，在亚洲第三世界的串联中建构民众戏剧的世界观。阿尔及利亚籍的精神医学家法兰兹‧弗农（Franz Fanon）对于后殖民文化的主体形构，成为支持「差事剧团」戏剧行动的理论后盾；然而，与此同时，似乎也迷失在一种「适应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accommodation）中。
差事与野战之月同台并肩
举一个最鲜明的例子，笔者当时热中参与的一项「亚洲的呐喊」（Cry of Asia）汇演，虽然形式上结合了来自亚洲十个国家的表演者，以融合传统美感的戏剧元素，来具现一个类似「全球化」这样巨大且富挑战性的议题现象，但重要的事实却隐藏在于形式的表象背后。简言之，我们在拒绝西方视东方为异国情调的同时，却在复制殖民文化所遗留下来的「糖衣」。亦即，我们也透过看似很有仪式性质的表演，在观众面前述说一种亚洲内部的异国情调。
这样的反省与美学上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和「野战之月」有深层的谋合。「谁是民众？又或者说，民众的存在状态是什么？」这是樱井大造经常思考、自我询问或者询问笔者的话。理由在于，我们既不想继续复制另一种异国情调，也不想经由「民众戏剧」的称号，沦为以对抗帝国文化为自足的狭隘偏激论者，因此我们便在彼此之间创造了一种富批判性的交流情境。当这样的情境，得以经由戏剧的形式，具体落实于生命往来的场域中时，我们似乎愈来愈从民众的代言身分中脱离出来，并更深刻地身处于民众的流离失所中。
台上、台下如是坚持
一九九九年，满是风雨交织的夏天，「野战之月」首度展开亚洲巡回表演，地点是台北重新桥下的泥泞河地，舞台是一具在台湾婚丧喜庆常用的简易帐篷。在一出称作《出核害记》Exodus的表演中，「野战之月」的演员在水、火、砂石以及喃喃自语的意象中，创造出一种交叠于想像和现实之间的时空感。从一颗据传失踪于一九六○年代的核弹事件出发，演员用身体在荒地上找寻一颗失踪的核子弹头；樱井大造的寓言剧场，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圣堂中点燃了一把野火，并随而带领观众回到民众心灵深处的流离处境中。
「出核害记」Exodus的台湾巡回，严格地说，应该结束于全体团员到雾社莫那鲁道纪念碑前的献花与哀悼。因为，莫那鲁道和他的族人的灵魂，曾经在军国主义的瓦斯弹中历经痛楚；现在，仍然漂泊于新殖民文化霸权的错误再现中。然而，即使「野战之月」在拆完帐篷的最后一片舞台，樱井大造还是以烧弃《台湾论》（编按：小林善纪著）这样的右翼日本漫画，延续舞台上对现实理念的实践，继续她／他们前往雾社的旅行。隔月，「九二一大地震」发生，「差事剧团」在灾民暂时栖息的帐篷中，面对著如何在帐篷中表演民众戏剧的文化挑战。
燃起向霸权宣战的火焰
「差事剧团」的民众戏剧之路，似乎在一场造成巨大灾难的地震前，朝著记忆与想像交织的座标，在时间之河中航行。从二○○○年到二○○二年之间，樱井大造以及「野战之月」的友人们，以他们深刻的反思、凝视与对话，持续和「差事」在民众戏剧圈里共同航行。我们不仅在亚洲国家之间以戏剧达成文化交流的庶务，而是对这个愈来愈向资本帝国倾斜的世界，燃起一把大雨滂沱中的火焰。
当鲁迅笔下的阿Q被拉赴刑场时，一场「真诚的虚构」（Sincere fiction）行动，已经在现代社会中隐隐成型；在「野战之月」的剧场演出中，经常性地将阿Q这样的人物赋予新的批判意涵。「真诚的虚构」所形成的误解，通常化约了弱势者存在的过程：以既定的价值作为所谓「真诚」的基础，并以「虚构」勾勒出符合权力者的理念图像。人们会说，阿Q的愚蠢应该和他智识未开有绝对的关联。当智识的符号强加在弱势者身上时，阿Q的社会过程，立即被模糊成跟不上科技文明的低下阶层人们的通性。在《阿Q Genom》这出戏中，像阿Q这样角色的「他者性」是被现代社会虚构出来的真实，有意思的是，当戏中的死人都得被模拟活著来办丧礼时，阿Q恍然大悟地说：「如果，你们是阿Q的话，死了和活著又有什么差别呢？你们是阿Q吗？」。
虽然，笔者只能了解剧情的梗概，对于樱井大造向来繁复的隐喻风格，仍有隔雾看花的感觉，却能经由演员从身体／对白中所传达出来的强烈讽喻性格，去了解樱井大造所见这个愈来愈形虚无的世界。世界性的庞大虚无感，具体而微地落在一个以科技之名行霸权之实的道德系统中，而「野战之月」就在帐篷舞台中剥露著这个由虚无感所包裹起来的世界。
文化离流失所如何救赎
去年，「差事剧团」于台北、广岛两地推出《海上旅馆》一剧；今年，在《阿Q Genom》一戏中，原来剧中那艘「海上旅馆」已经烧了（作者按：去年中，基隆外海的一艘「海上旅馆」因失事著火，在沉船的前一瞬间，由直升机垂挂粗缆，将惊慌中的渔工救上岸）；用这样彻底的破局性隐喻，在剧场的跨国性互动中交互回应，樱井大造的辩证美学令人惊讶。这位日本地下帐篷剧场的导演，以一种非科学的数学状态来呈现民众的境域，尤其贴近文化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所形容的「离流失所」（Diaspora）。
现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立即映现在眼前，也就是处于流离失所情境下的民众，如何找寻「救赎之道」？又或者有所谓的「救赎之道」吗？在《阿Q Genom》这出戏所形构的想像世界中，被社会或历史挤压为「他者」的人们，也在生命中搜集著被形容为「拟态化」的人生世界。那也就是，现代社会的虚构性恰恰发生于，被压迫的人通常也会经由内化压迫者的意识，而以一种虚拟似的身分掩饰自身的历史经验，借以脱离原本被边缘化的那个「他者」。樱井大造称这样情境底下的民众，表面上被现代社会的律法所保护，事实上，却处身于被科技虚构性「窥探监视」的状态下。
「现代化」这个辞性，对于第三世界的作家、知识分子和剧场人而言，永远是一桩亟待破解的「谜题」。就好比当今居主流意识形态的台湾史实研究者，总会以感激或不带批判的态度，去重新对待皇民化时期日本「近卫体制」对台湾本土化的「贡献」。然而，当他们阅读到「台湾」的同时，却也在遗忘皇民意识民粹本质的延伸，又或者内化了现代化意识，借以区隔发展中的「自我」和低度开发的「他者」，形成内闭式的本土主义。
「差事剧团」以戏剧表现批判民粹主义的同时，开始感受到「野战之月」对此一议题的回应，并同时立足于同一片全球化风雨所袭击的泥泞上。我们希望经由剧场的亚洲串联取「美学交流」之暖，却也不想在NGO（非政府组织？）的天空下，以虚假的「市民社会」来粉饰这世界的霸权关系。所以，我们还是会看见鲁迅，他叼著指缝间的烟，继续在黑白照片中，以死去的灵魂，和这世界上的阿Ｑ们天南地北，无所忌讳……。
注：「野战之月」剧团的《阿Q Genom》，由樱井大造执导，于2002年10月18～27日，在东京JR东小金井站北口广场演出。
文字｜钟乔 差事剧团团长、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