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发现马勒」、「发现萧斯塔可维奇」之后，NSO要在06/07新乐季带领听众「发现理查．史特劳斯」。作为一个衔接古典音乐浪漫时期与二十世纪现代音乐的作曲家，史特劳斯的特出之处在哪里呢？借由剖析克来门斯．克劳斯与卡拉扬两位指挥大师不同的《英雄的生涯》录音版本，文化评论家杨照解读出史特劳斯的「英雄」与时代变迁的特殊意义。
NSO「发现理查．史特劳斯」
系列一—英雄的信号
10/22 2：30pm
系列二—狄尔的恶作剧
11/5 2：30pm
台北国家音乐厅
INFO 02-33939888（同系列其他场次请参见www.ntch.edu.tw/nso）
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一九五九年指挥柏林爱乐，录音演奏理查．史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份录音取代了之前克来门斯．克劳斯（Clemens Krauss）指挥的版本，成为《英雄的生涯》最权威的诠释。之后几十年，不管什么乐团、什么王牌指挥家，演奏这首交响诗时，都免不了受到卡拉扬的影响。
卡拉扬诠释的，有什么特殊之处？卡拉扬将这首曲子演奏得气势磅礡，深刻表达出英雄气概来。一听到卡拉扬指挥的版本，自然让人联想起另一首同样以「英雄」命名的伟大作品——贝多芬的第三号交响曲《英雄》。
等等，照这样形容，我们不能不纳闷，卡拉扬将《英雄的生涯》指挥得「很英雄」，这算哪门子特别？《英雄的生涯》顾名思义不就该「英雄」吗？为什么还要等卡拉扬在这首曲子发表快六十年，理查．史特劳斯都死了将近十年后，才演奏出权威的「英雄」风格来？
再一个问题：那难道被卡拉扬取代了的前一个权威版本——克劳斯指挥的版本，不「英雄」吗？
《英雄的生涯》是「一个英雄」生活的表露
是的，如果我们比对卡拉扬和克劳斯，他们诠释的第五乐章，简直天差地别。卡拉扬声音宏远，仿佛朝向无垠宇宙散放，引领人仰望某种无形的英雄精神，超越于世俗的英雄典范。听卡拉扬的第六乐章，让我们马上联想起理查．史特劳斯另一部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头描述辉煌日出的乐段，也忍不住联想起库柏力克经典科幻片《二○○一太空漫游》里，用日出乐段配乐带出的惊人太空景致，超现实地亮丽而伟大。
至于克劳斯的版本呢？在老旧录音的杂声干扰下，我们还是能清楚感受到那音乐里的轻快，以及借由轻快飘浮节奏带来的轻浮效果，如果说卡拉扬的演奏一直朝外扩张，那克劳斯的音乐，就是一直飘起来、飘起来，沉不下去。
那轻浮的演奏，与厚重的曲式、巨大的音量，形成对比，更重要的，透显出一股嘲讽的意味。这哪是在歌颂英雄的音乐？比较像是戏谑英雄，或揭露假英雄面具的表现吧！？
克劳斯会成为理查．史特劳斯专家，正因为他捕捉到了史特劳斯作品中特别的矛盾。《英雄的生涯》描述的，不是抽象的英雄精神，不是某个古远的英雄典型，而是「一个英雄」生活的表露，那个英雄就是理查．史特劳斯自己。曲子分成六段，一段描写英雄，一段描写他的敌人，一段描写他的伴侣，一段描写他的战场，一段选择性回顾他曾经做过的《和平之日》，最后一段总结他的成就。可是既然「英雄」就是史特劳斯自己，那么他的敌人，也就不会是什么邪恶专权的国王，什么被群众痛恨、不惜发动革命去之而后快的对象，他的敌人，是批评他音乐作品的人。
蛮多人批评史特劳斯的，那个时代。在许多批评家眼中，史特劳斯像是个浪漫主义不小心遗留到现代的古董、化石。十九世纪早已过去，新时代新风光昂然树立，理查．史特劳斯却还在用旧语汇讲旧事物。
史特劳斯将这些负面意见，刻画成他的敌人，用他们认为「过时」的音乐，狠狠鞭打一番。接著用独奏的小提琴代表与他并肩面对敌意世界的伴侣——他的妻子。不过在第三乐章的乐谱上，理查．史特劳斯加了很多不寻常的音乐注记，应该说，非音乐性的注记。有些地方，他要求「唠叨」、「啰哩啰嗦」地演奏，有些地方他要人家表现「善变、讨人厌」的感觉……。
克劳斯的指挥诠释英雄的荒谬
克劳斯为什么一度是史特劳斯最佳诠释者？因为他看穿了史特劳斯堂皇音乐外在底下，藏著的琐碎、滑稽。史特劳斯爱用音乐描写英雄，然而他选择的英雄，从泰尔到唐璜到查拉图斯特拉再到他自己，都不是单纯的英雄，也不是悲剧性的英雄，而是带著些荒唐色彩的角色。
虽然史特劳斯的音乐结构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性格，他和华格纳的关系密切，不过他的音乐里却有著一种浪漫主义没有、不会有的现代色彩。他没有办法认真地浪漫，他只能装得像模像样在一个已经没有了英雄的时代，假装摆出英雄的姿态。
查拉图斯特拉是尼采笔下「超人哲学」的代表，尼采藉他的口铺陈了许多关于「超人」的想像，然而尼采在书中毕竟清楚描述了查拉图斯特拉这个人，如何与世间格格不入，在一般人眼中，他非但不崇高不伟大，而且还看来畏葸可笑。史特劳斯以自己做主角的《英雄的生涯》，一旦以自己为中心，那概念中就带了一股浓厚的荒谬，他摆出高高的姿态说：「你们应该崇拜我！」人们看到他那副样子，又怎能不发笑呢？
克劳斯听到了自己内心的笑声，而且将笑声送进了他指挥的乐曲中。克劳斯和史特劳斯基本上是同一个时代，现代主义洗礼下的现代人，他们内在有著时代变异带来的空洞、犬儒。为了抗拒自己内在的空洞、犬儒，所以史特劳斯要写「英雄」，因为洞悉了那空洞、犬儒的巨大力量，所以克劳斯将《英雄的生涯》的轻浮与矛盾凸显了出来。
卡拉扬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创造英雄的气概
卡拉扬象征的，是一个更新的时代。英雄已经离去很远很远，于是可以完全用想像，重建英雄崇拜的情绪。卡拉扬「假戏真做」，把史特拉斯矛盾的英雄意义，坐实成为真的英雄壮烈。卡拉扬把史特劳斯向上推，推成了贝多芬那个革命时代的人物，改造了他的音乐。
我们今天很难判断孰是孰非，不过倒是很可以各取所需。从克劳斯那里，我们可以现实地体会英雄一去不返的事实。在日益平板化、人与人近接互相怀疑的时代，别说英雄，就连装得像英雄的人，都没有了。任何想要假扮英雄的人，其骨子内在必然带著唐突滑稽的荒谬。
我们也可以从卡拉扬那里学到，没有英雄的现实里，如何借由艺术的想像，不需英雄却能保留英雄的风格与气概。音乐不会让英雄复活，更不会创造英雄来解救我们的世界，但音乐可以带我们暂时离开轻浮、可笑的世界——只离开一下下也好，带我们去瞥见，不在这个世界，高于世俗世界的闪现英雄灵光。
（本文摘自《发现理查．史特劳斯》一书，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十月下旬出版）
文字｜杨照 《新新闻》杂志副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