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今年是莎士比亚四百五十年的诞辰，莎翁受到世界各国竞相授与「荣誉市民」的头衔，崇敬他早已不是英国的专利，不足为奇；然而，之于德国，却是相当特殊与复杂的。

就说莎翁的德国粉丝吧！个个都是重量级的大人物，当中带头的便是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歌德，初出茅庐的他，与其他作家发起「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1760-1780）之时，便拥护莎氏作为文学运动的精神向导。自此之后，莎翁在德国的影响力便有增无减。几乎可以说，要在成功或知名的德国文豪、导演、演员与哲学家之中，找到一个从来不曾跟莎氏「有染」的，恐怕是难上加难。

自视为莎翁的真正「传人」

德国作家Gerhard Hauptmann（1862-1946）便说：「莎士比亚的形体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他的精神与我们合而为一，就算莎氏是在英国出生、在英国入土为安，但他真正活在的国家是德国。」

这话显得过于夸张，但细看德国自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狂热地为莎翁著迷的历史，便会明白此言果真不差。且说，开翻译莎剧先河的，便是德国人。令人惊异的是，全球最早创立「莎士比亚协会」的，竟然不是英国，而是德国人。不仅如此，德国人也比英国更早尝试重建伊莉莎白剧院。更有甚者，德国每年搬演莎剧的创作数量，都远远超过英国本地。根据德国舞台协会（Bühnen Verein）每年出版的德奥瑞三国德语国家剧院的演出统计数字，在最频繁演出的剧目中，莎剧总是排在前几名。

这一切在在显示，德国俨然视自己为莎氏的真正「传人」。当二○一○年德国歌德学院在伦敦环球剧院举办「莎士比亚是德国的」活动，以一连串的戏剧演出、电影、讲座等诸多面向，呈现莎翁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时，喧宾夺主之举，昭然若揭，有趣的是，英国人似乎不以为忤。如英国《卫报》记者Kate Connolly便指出，更早声称莎翁「完全是我们的」（ganz unser）翻译家 August Wilhelm Schlegel，根本没有遵守忠于原著的原则，正确地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擅自窜改了内容，但令她惊艳的是，Schlegel的译文竟比莎氏原作更有力度，更加精采。不仅如此，她坦诚自己在德国看莎剧时，惊异地发现莎翁已被巧妙地转换成十分现代的语言，反而更能唤起观众的共鸣，这情况在英国是鲜有的。

也许正因为德国没有英国人所承载的传统包袱，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毫无忌惮地「误读」、「曲解」、改编与再创莎士比亚。而在当代的演绎中，也不像英国人那般唯恐玷污莎翁似地小心翼翼、缚手缚脚，所以更能有机地「活化」其语言，让四百五十岁的他与现下的社会及时代动脉接轨。

然而，勾勒了这么多德国之于莎翁，相较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种种面向，依旧没有解开一个最最重要、却也是最难的问题——为什么两百五十年来德国人对莎士比亚如此执著与著迷？英国剑桥大学的德文系教授Roger Paulin一针见血地指出：「莎士比亚，不管是好是坏，已经与德国的国家理想抱负、创造国家文学经典与神话等同了，他承载著德国的国家命运。」可是，文学的莎翁怎么会跟德国的政治与国家身分认同纠结在一起呢？

德国政局的哈姆雷特情节

这自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简而言之，都是哈姆雷特的「错」与诗人惹的「祸」：面对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不忠的母亲，哈姆雷特竟然不像古希腊悲剧人物奥瑞斯提亚一样，义无反顾地去报仇，而是杵在那儿，手托骷髅头，忧郁地想著死亡，痴呆地问著“To be, or not to be”。于是，Ferdinand Freiligrath一八四四年哀叹地写道：「德国是哈姆雷特，严肃又沉默……他沉思、他做梦，没个主意。胸中没有谋略，精神缺乏英勇行为所需要的勇气。」诗人有感于德国知识分子在学校讲堂浪费太多时间，老是左思右想该怎么做，而一再错过争取民主自由的机会。踌躇不前、优柔寡断的性格，恰恰跟那刚从Wittenberg学成归国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如出一辙。诗人最后高声疾呼，要国人拿出魄力与行动力出来争取自由。

之所以有这样的诉求，与当时的政局息息相关。一八四○年起，邻国丹麦与法国都在觊觎德意志一些小邦国的领土，因为日耳曼民族依旧是封建王侯各自称雄，处于小国林立，分崩离析之局。面对外族入侵的危机，自由主义人士提出以联邦制统一国家与追求民主自由为政治目标。似乎受到诗人精神号召的影响，一八四八年爆发了三月革命，群众要求普鲁士王开放改革，联邦立宪，可惜并没有成功。致使德国历史学家Gorg Gottfried Gervinus视哈姆雷特为「革命失败的象征」。自此，诗人这句「德国是哈姆雷特」，便开始阴魂不散地纠缠著德国。

左盼右盼，做著统一梦的德国人后来终于盼到了铁血宰相俾斯麦，他带领普鲁士王朝对法开战（1870-1871），打败法国，树立威望，以过人的魄力与精明的外交手腕统一了日耳曼民族，创建了德意志帝国（1871-1945）。于是，一八七七年美国学者H. H. Furness在为德国「莎士比亚协会」写序文时，带嘲地祝贺道：「……人民用他们近代历史证明，德国永远再不再是哈姆雷特。」

可惜，德国终结哈姆雷特的贺词说得过早了些，不久，一次大战失败，德国被迫签订凡尔赛条约，被战胜国索求的巨额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当纳粹夺得政权，再一次地坚信与鼓吹，必须要摆脱哈姆雷特这个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的角色，向出现在剧末收拾残局、重建秩序的挪威王子Fortinbras看齐。再一次，战争仿佛是德国挣脱哈姆雷特懦弱形象的唯一选择。

哈姆雷特之所以特别能赢得德国人的共鸣，不单单是他“To be, or not to be”的彷徨，更重要的是另一段经典台词：「这是个是非颠倒的乱世，啊！这该死的恶意刁难，我竟是为重建秩序而生。」他显然不太甘愿被赋予如此重责大任。尼采将他与戴奥尼修斯（古希腊酒神）等同，认为两人皆看透了这世道，明白世界不会因其有所作为而改变，因此，要他们在动荡时局中力挽狂澜，这苛刻的要求，令他们觉得既可耻又可笑。另一位德国哲学家Karl Jasper也为哈姆雷特翻案，认为他并非是裹足不前的懦夫，而是追求真理的君子，种种的踌躇都是为了找出真相。

无疑地，哈姆雷特处在新旧体制更迭的危机中，身负决定国家未来的使命，致使他成为德国人探讨个人与国家关系，反思自己政治社会责任的载体：在动荡不安的政局，阴谋诡谲的权力斗争之际，知识分子要做出什么决策？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力挽狂澜，重建秩序呢？似乎，只要国家一陷入岌岌可危的局势，哈姆雷特便开始附身，就连那一向认为「只要莎士比亚书写我们剧本的一天，我们就没有自我」的东德剧作家海涅．穆勒（Heiner Müller）也无法幸免。

令人耳目一新的哈姆雷特

尽管「不屑」于莎士比亚，穆勒还是投身翻译莎剧，一九七七年写就了闻名全球的《哈姆雷特机器》，彻底解构了「哈姆雷特」。一九八八年东德政权行将垮台，驱使他导演与莎翁合体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机器》，在剧中，哈姆雷特的父亲形象是史达林，面临旧政权的败亡，大步迈来的是德意志银行，“To be, or not to be”被转换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选择题。可是，他的哈姆雷特，既不愿拥抱史达林，也深知那些带著大把钞票入注的并不是救世主，反而可能是另一个灾难，于是，他处在两者皆非、进退不能的尴尬境地。

此剧被媒体称之为「东德的挽歌」，然而还不到廿年，资本主义的悲歌也唱了起来，二○○八年的股市大崩盘，全球经济大危机，人们看不到任何前景，没有光明的未来，没有理想，也没有任何蓝图。面对银行债务国有化，盈利却继续私人化的诡谲政策，哈姆雷特的台词「这丹麦国中不太对劲」又在德国人的耳边响起，穆勒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再度成为热烈议题，一时之间，全国大小剧院竞相搬演《哈姆雷特》，斯图加特国家戏剧院乾脆把整个演出季冠之为「哈姆雷特的一代」（Generation Hamlet），将舞台让给年轻一代抒发他们的茫然、失落与愤怒。莱比锡的《震撼策略，哈姆雷特》Schockstrategie, Hamlet则著实引用了反全球化的加拿大女作家Naomi Klein批评资本主义的文字。连大牌电视搞笑主持人Harald Schmidt也到音乐剧上客串鬼魂父亲，谑称哈姆雷特是「All-in-one，即使经济危机也不例外」。其他当代知名的导演Stefan Bachmann、Jan Bosse、Michael Thalheimer、Tilman Köhler等，也都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希冀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哈姆雷特》。

在这股热潮中，柏林列宁广场剧院的导演欧斯特麦耶（Thomas Ostermeier）国际卖座绝佳的《哈姆雷特》应运而生。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在于颠覆以往丹麦王子高贵又多愁善感的浪漫形象。他的哈姆雷特不再是做生死思辨、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而是与世界一起沉沦的肮脏疯子，更是患了被迫害妄想症的精神病患。然而，在内容上，此剧其实远不及导演沃尔卡．洛许（Volker Lösch）二○○九年《哈姆雷特》的切中时弊，洛许让所有身著「赤身裸体」装的演员在猪圈似的泥地上演出，鬼魂父亲竟是一排纳粹军团，而哈姆雷特代表前途渺茫的年轻一代，面对已经名存实亡的民主，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政府，社会种种不平等，沮丧于手上形同废纸的选票，丝毫没有政治影响力的他，只能愤怒地在地上翻滚，却跳脱不了这滩烂泥。洛许直接又露骨地大揭社会疮疤，触碰禁忌议题，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尽管，不计其数的「哈姆雷特」制作中不乏像欧斯特麦耶那样「规规矩矩」地按原作演，但其实很多都把莎翁四分五裂，甚至根本沾不上边。譬如，以《哈姆雷特死了，没有地心引力》Hamlet ist tot, keine Schwerkraft一剧走红德国的奥地利新秀作家Ewald Palmetshofer，便与莎剧无关，宰杀哈姆雷特不是为了终结懦夫形象，而是不存在相同的问题或困境了。因为人际关系疏离的个体，不管在家庭、社会，还是国家，都找不到任何归属感，在经济危机中找不到生存附著点的人，没了地心引力，“not to be”决定了生命的存在，还需要问什么责任、要有什么作为吗？

在廿一世纪的今天，德国人依旧在莎剧人物中不断地看到自己，或借此重新定义自己，从一丝不苟的忠实演绎，到肆意地解构莎翁，或拿他当幌子的舞台创作，花样百出，一应俱全，真真是无人能出其右。其趋势是，不论在研究、搬演莎剧，还是观光旅游，或跨文化交流活动上，都与英国互通气息，同时与国际的莎士比亚工业密切结合、「同流合污」，构成组织网。正如穆勒所言，莎士比亚是一座工厂，而哈姆雷特是这座工厂里的一部机器，它把大家全搅和了进去。只是，穆勒恐怕没料想到，莎士比亚工厂不再局限于德国，而早已扩张为无远弗届的跨国文化产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