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几十年来国际间不断推陈出新的传统剧场现代化，似乎可以断言，以传统为底蕴、反照现代经验的作品，仍会与时俱进，成为创作者观照传统（地区性的或是普世的）、社会集体回应过去系绊的注记。这样的回望并不只是一种浪漫或矫饰，而是反映出人类存活的基本文化感知：「因为从前……」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如此创作、展演。
一九八○年代，美国人类学家Edward Schieffelin在新几内亚地区卡路来（Kaluli）人聚落中进行田野调查时，参与了当地一种非常特别的仪式「吉萨洛」（Gisaro）：以天堂鸟羽装饰并彩绘自身的男性舞者，夜晚在聚集的亲友与访客面前，吟唱舞动传统乐舞，召唤出众人的悲伤情怀，直至后者无法抑制情绪而起身拿起四围的火炬迫近、甚至火吻舞者。目睹此一情景的人类学家，事后曾经好奇地询问聚落中一名积极参与仪式演出的男子，为什么会如此热中于此种几近危险的仪式乐舞，原本期待著一篇大道理的他，不料听到的是不同的回答：「因为我父亲到死前还想在长屋里跳吉萨洛，但是后来取消了，现在身为长子的我来做。」、「从前那些瓦比西人来跳……我们的人哭得好凶，所以我想跳吉萨洛回敬他们，让他们也哭得一样凶……」（注）
「因为从前……」或许是现今剧场中，「传统」再生最具力量的寓言体。
在大步现代化中，传统从未消失
如果说廿世纪是剧场现代化的激烈时代：受到西方潮流的刺激，不论音乐、戏剧、舞蹈或介于其间的混合种类，都在自由、解放、创新、进步的关键论述中，大刀阔斧地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传统的身声表演，或许曾经式微，却从未消失。更在后期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间隙中，以转化的形态重回舞台。
以芭蕾为例，我们可看到一种舞蹈的「中心化」进程：原先地区性的表演传统，借由政治与商业的赞助机制，逐渐精炼、古典化，附庸于社会阶级的秩序之上，而逐渐被建构成为看似具有自主性的艺术门类。这样在历史进程中因著优势力量而被保留下来的古典剧场，最终形成一种巨大的传统。在剧场艺术现代化的初期，这类的巨大传统往往是革新最主要的假想敌，不论著眼的是社会阶级或是美学内涵，现代艺术总是试图将之颠覆，并重新界定艺术的自主与无疆域性，而打破传统是彼时重要的战略。
然而这样的现代、传统势不两立的态势，只是廿世纪剧场发展的路线之一。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靠近，无论是互相陪衬或是融合，但绝非互斥。
从庶民的律动，到国族的艺术
工业化后的欧洲，享受了创新的美妙成就，社会却也承受因为既有结构与秩序的重组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十九世纪，西欧兴起一股缅怀「旧日美好」的浪潮，菁英开始怀想传统的生活情调，包括传统的物件和感官。高大宜、巴尔托克的音乐，可为明证。音乐之外，民俗研究者如英国的夏普（Cecil Sharp，1859-1924）则走访乡间记录了庶民舞蹈。
于是源自庶民的律动，从廿世纪上半期开始，因著欧洲与邻近区域剧烈的政治震荡，加上民族主义的刺激，铺陈了国族身体的展现。特别是在前苏联与邻近的巴尔干半岛，以现代剧场的模式和节奏、揉杂芭蕾的体态和技巧、套上自己民族代表服饰和动作的叙事或述怀舞蹈，不绝于途。在这些地区，可以说至今都未出现前述芭蕾与现代剧场之间的「断裂」。这是欧洲内部差异历史所造就之不同传统／现代关系模式。
传统与现代的议题，绝不限于欧洲。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则是在面对强势西方文化冲击，不断回应、协商、护卫、改换（或弃守）自身传统。亚洲的大国印度，在受英国殖民之后，固有的信仰体系受到抑制，连带地使原先盛行于庙堂的传统舞蹈，包括「婆罗多」（Bharata Natyam）也被禁止。这一失落的身体，一直到印度独立建国后的古典舞复振时期，才重新被找回。不过失而复得的过程，更多的是现代观点的传统：旅欧的印度古典舞复兴者，因为涉猎了芭蕾，也在复兴的舞种中，融入了外展、对称的肢体特色。
从日常的己身，到非常的集体
复原之外，印度的舞蹈也走上了现代化的路线，或许可由已故知名的女权运动者、诗人、编舞家香卓里卡（Chandralekha，1928-2006）为代表。她出生于一个菁英家庭，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大于对传统印度价值的孺慕，不同于同国中的文化复兴者，她反思了印度社会中传统舞蹈实践对于女性地位潜在的残害，捉住现代主义中的自由、解放精神，创作出高度反思的作品。在她的创作中，一样使用印度音乐、印度服装，但就如舞蹈中的男性女性、传统必须被解放，以容让自由最大的可能。
性别议题是普世现代化过程中主要面向之一而已，进入廿一世纪后，持续不断的全球化更诱发出世界主义：特别关注在环保、生态、原住民与跨国的人道议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不再是加害者，反而摇身一变为被剥削的弱势；它不是巩固旧时代的当权派，而是来自过去的警世寓言。例如原籍萨摩亚的雷米（Lemi Ponofasio）所创作的《啣镜之鸟》，以大洋洲的叙事出发，透过传统身体纹饰和舞蹈动作的表意，将大洋洲所面临的生态威胁和文化生存危机，时而赤裸、时而幽微地呈现于舞台上。
立于现在、回望过去的身体
八岁即成为政治难民、流亡到美国的柬埔寨宫廷舞者Sophiline C. Shapiro，安顿于美国西岸的社区后，继续她的古典舞学习、教育与创作。她在廿一世纪初，为了反映当代高棉人（Khmer）的海外流离经验，创作了一出四幕的舞剧Seasons of Migration（台湾译为《迁徙之舞》）。难民或移民经验虽然是当代的，但是Shapiro运用了传统神话、音乐、服装、动作，让原本十足现代的现代冲突经验，回到过去似的，成为一种带有时空距离美感的诗篇。
回到文章起头的吉萨洛之舞，人类学从古典时期，就已经面临以理性主义为核心信仰的西方现代性，和多元异质的传统之间的辩证。传统常被视为是历史的、非功利主义、个人的甚至情感的成分居多，看似有违现代主义揭橥的创新与进步，但却在后期现代性的社会中，从秩序松解的裂隙中再度被看到它的活力。二○○四年，美国人类学家Rhoda Grauer以印尼苏拉维西南部的Bugis人的神话文本为题，邀请到罗伯．威尔森（Robert Wilson）执导，及族中长老的吟唱表演，交织了一出极为现代却迷人的跨文化展演《加利哥的故事》I La Galigo。Grauer对于Bugis祭司文化与文本的挖掘，本身就透露出传统的厚重与神秘，威尔森的导演手法则运用高度对比的色泽和光影，强化剧场的视觉感官、也拉近文本的文化距离感。
而当清癯的老妪在舞台中央吟唱时，我们仿佛看到传统自己穿越历史的烟尘向我们迫近，那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这几十年来国际间不断推陈出新的传统剧场现代化，似乎可以断言，以传统为底蕴、反照现代经验的作品，仍会与时俱进，成为创作者观照传统（地区性的或是普世的）、社会集体回应过去系绊的注记。这样的回望并不只是一种浪漫或矫饰，而是反映出人类存活的基本文化感知：「因为从前……」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如此创作、展演。细细回望传统，我们或许可以更坦然地立足当下、远眺未来。
注：Schieffelin, Edward L. 1976. The Sorrow of the Lonely and the Burning of the Dancers, p.16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