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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宏.贝尔与泰国舞者皮查.克朗淳合作的《泰国制造》在讨论互动,开放式的提问与解释中,为观众开启了一个自由解释的空间。(杰宏.贝尔舞团 提供)
特别企画 Feature 舞向未来的从前/概论

打破单一想像 开启更深层的对话

跨文化表演中的传统与当代

传统是融汇古今、揭示未来的美学对话,每个重新编作的传统,都是当代艺术的创新。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在跨文化表演研究中其实是讨论许久的议题,或许欣赏者真正该关注的是,这些表演如何在原有的窠臼之中,去突破跟挑战既定艺术形式与美学的想像,又或是,去慢慢玩味这些跨文化表演合作间的权力关系。

传统是融汇古今、揭示未来的美学对话,每个重新编作的传统,都是当代艺术的创新。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在跨文化表演研究中其实是讨论许久的议题,或许欣赏者真正该关注的是,这些表演如何在原有的窠臼之中,去突破跟挑战既定艺术形式与美学的想像,又或是,去慢慢玩味这些跨文化表演合作间的权力关系。

探讨舞蹈上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如传统舞蹈如何与当代舞蹈对话、传统舞的当代转化,或当代舞对传统舞的应用或转移,不能不从定义「传统」与「当代」开始。若要探讨关于传统与当代的互动,或许首先要打破的观念,是「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对立关系。

没有传统,何来当代?

以欧美为中心的跨国文化表演分类中,经常将来自欧美的「当代舞蹈」,与来自非西方世界国家的「世界舞蹈」区隔,好像是来自西方的现代舞、芭蕾舞才可以是当代舞蹈,而其他非西方的舞蹈表演,则往往被贴上「传统」的标签。然而,即便是传统,是否也是持续了数千年而未曾改变?二○一五年澳洲原住民乐团「黑臂章(Black Arm Band)乐团」来台演出,曾于演后座谈时说到:「许多人问为何我们的音乐如此现代,我们虽是原住民,但我们一样活在这个时代,一样会上网、滑手机。原住民文化不代表是留在石器时代的历史而已。」这一段话,似乎为既定的「传统」概念提出了一些反思。

而被当成是当代舞蹈最佳代言人的现代舞,其历史脉络的渊源,似乎也可以解释传统与创新之间千丝万缕的纠结缠绵:现代舞之母依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赤足舞蹈,她的舞蹈来自对古希腊的想像,宽袍丝质的柔软舞衣展现舞者女神般的气质,邓肯利用这个古典传统与地板的关系来对芭蕾的轻盈舞蹈美学进行抵抗;在此同时,另一位美国的现代舞开创者圣丹尼斯(Ruth St. Denis),则是在廿世纪初期东方主义的时代氛围下,从印度、埃及、中国等亚洲的舞蹈传统动作中窃取灵感,透过对他者的想像,来创作在当时看来极为创新的现代舞蹈;而圣丹尼斯的学生,也是后来影响美国与全世界现代舞发展至巨的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作品中也不时出现对希腊神话等传统主题,如伊底帕斯情结等的心理分析改编。在这些例子中,可以发现,美国现代舞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从历史传统中取其精华,重新佐以现代诠释的当代版本。由此可见,舞蹈从传统中撷取出灵感,再进行创新的当代编舞手法,其实有著历史的渊源。

廿一世纪以降,由于资讯传播的速度加快,加上网路世界的无远弗届,透过对异文化产生灵感,也为当代跨文化表演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全球化脉络下的跨国交流成为当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现象,在当代以欧洲为主体的跨国文化表演艺术交流活动之中,如何透过对多元文化的引进和思考,来为当代表演艺术注入新的血液,成为当代表演艺术工作者的重要功课。

跨文化表演,孰是孰非?

然而,舞蹈创作终究不是一个乌托邦,在跨国表演文化的交流中,殖民与后殖民的霸权角力依旧存在。纽约大学推广跨文化表演不遗余力的学者谢喜纳(Richard Schechner),以跨文化主义 (interculturism)闻名,他认为「跨文化表演」跟「跨国表演」(international)不同:跨文化主义比较重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而非以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为主,他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将焦点放在多元文化的观察,而非仅仅展示国家认同的文化。然而,谢喜纳对多元文化的看法,也同样招致批评,例如后殖民表演研究学者巴如查(Rustom Bharucha)认为多元文化的概念,忽视了同一个文化中,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与种族之间的差异性。对巴如查而言,跨文化表演依旧是以一种殖民者的眼光,去凝视遥远的他者,而这个他者,是单一化的他者,也就是说,透过「跨文化表演」的论述,合理化了主流西方社会对其他文化的单一想像。

按照巴如查的分析,当跨文化表演拥抱世界上不同文化间的艺术活动时,却同时也减少了对不同文化之内「在地多元性」的理解。举例来说,来自台湾的云门舞集是世界知名的舞团,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跨文化表演中,云门舞集代表了来自台湾的文化,而云门舞者的身体样态、动作训练,以及舞蹈总监林怀民的编舞手法与在舞作中的性别展演,也就成了台湾文化的代表。然而,台湾人的身体性是多样化的,在台湾也有如黄翊、谢杰桦等探讨的数位身体,也有如黄蝶南天舞踏团的抗争身体,或是原住民的祭仪身体等等。因此,若用跨文化表演的概念,外国的观众很容易忽视台湾文化的多元性,同样的,当我们欣赏来自欧美的跨文化表演创作时,或许也可以更为小心地探究,在这些「跨文化表演」的创作之中,是否加深了对特定文化的刻板印象?又或是,艺术家在作品中反而能提出了更巧妙的批判?

如何超越窠臼挑战既有想像

再举另一个国内表演艺术界熟悉的例子来说明。二○○六年曾来台湾演出,法国杰宏.贝尔(Jerome Bel)舞团与泰国舞者皮查.克朗淳(Pichet Klunchun)的合作作品《泰国制造》Pichet Klunchun and Myself,从舞蹈名称可以很清楚看到一个「我」和另一个「他者」的概念。舞蹈表演中杰宏.贝尔所代表的「当代」与皮查.克朗淳所代表的「传统」,在两人对舞蹈质疑、批判与寻找的对话过程中,似乎又再一步地强化。然而,在这些讨论互动,开放式的提问与解释之中,这个舞蹈也为观众开启了一个自由解释的空间。与杰宏.贝尔一起至世界巡演之后,皮查.克朗淳成为当代表演艺术界最知名的泰国舞者之一,如此说来,当代跨文化表演中的权力关系与表演者的能动性(agency),似乎还是有可以协调与争取的空间,这或许也是表演艺术的迷人之处。

传统是融汇古今、揭示未来的美学对话,每个重新编作的传统,都是当代艺术的创新。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在跨文化表演研究中其实是讨论许久的议题,或许欣赏者真正该关注的是,这些表演如何在原有的窠臼之中,去突破跟挑战既定艺术形式与美学的想像,又或是,去慢慢玩味这些跨文化表演合作间的权力关系。在台湾表演艺术界极力争取与欧美艺术界跨文化合作的同时,这或许是个更值得继续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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