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替音乐里的静态与反复特性，在廿世纪后半结晶成「极简主义」的潮流；而他与「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视觉艺术家的合作，跨艺术的理念至今历久不衰。萨替因其尖锐与不妥协的个性，导致生前的人际关系一再更迭；而其最长久的同盟关系，反而是与受到东方哲学薰陶的约翰．凯吉。从萨替的生平与影响来看，先驱者的确孤独。但回顾德布西、拉威尔与凯吉等人与他对自己的评价，吾人亦很难断定，萨替自己是否比别人更了解自己。
自一八七一年在普法战争中遭受到羞辱式的挫败后，「反华格纳」很快成为法国乐坛的共识，然而各作曲家为法国寻找新声的方法与途径，却又大异其趣。在这一段法国音乐史上最百家争鸣的时期，出现一位相当特殊的人物——萨替。他并非出身音乐教育系统、亦从未在大型的音乐机构任职，在讲究建制组织的法国音乐界，扮演有如游击者的角色。同时，他的创作少被演出，但他的大名却先后与几位知名作曲家连结在一块。
与德布西的情谊 让人雾里看花
他与德布西之间的交情最为人津津乐道。萨替比德布西年轻四岁。两人相识时，萨替刚自知名的「黑猫」酒吧离开，在「钉子营」（Auberge du Clou）酒吧担任第二钢琴师；德布西则刚从罗马返法，闲晃至蒙马特，意外听到萨替的演出。之后至德布西离世的廿五年间，萨替每星期都至少与德布西见面一次，享受后者的厨艺，俨然成为家庭中的一分子。除此之外，即使萨替业余、缺少扎实训练，而德布西是罗马大奖得主，是巴黎乐坛耀眼的新星，两位年轻有为的艺术家之间，依然少不了热血的意见交换。
在德布西于一九一八年逝世后，萨替还回忆道：「当我刚见到他，也就是我们之间关系的开端时，他脑里满是穆索斯基，并且充满良知地寻找著一条不容易找到的路线。在这一点上，我比他有更大的优势：（我）没有罗马、或者是任何一个城镇的『大奖』成为我步履的负担……在那段时间，我正在谱写我的《星星之子》，使用了约瑟芬．珮拉当的（Joséphin Péladan）诗文；而我向德布西解释，我们法国人为何需要与华格纳的冒险切割，因为那并不符合我们国家民族的愿景。而我也告诉他我并不是完全反华格纳，但我们需要自己的音乐——可以的话最好不要掺进酸白菜。」萨替接续为德布西指引了一个可行的方向：「为什么不去使用莫内、塞尚、罗德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等人的表现手法？为什么不来将它们转移到音乐上？不会比这更简单了。难道还有其他可行的表现工具吗？」对萨替个人而言，德布西之所以在日后发展出「象征主义」与「印象主义」的路线，系受自己启发。但有趣的是德布西却从未留下明确的文字，证实两人之间在作品与美学上的交流。
即使两人成为密友，当萨替为了充实音乐能力，于一九○五年进入圣乐学校（Schola Cantorum）就读时，德布西颇不以为然。一九一一年，拉威尔在所创立的「独立音乐社」（Société Musicale Independante）中，亲自演出多首萨替早期的钢琴作品；与萨替交好的德布西，却直到两个月之后的同一系列演出，才指挥演出自己所改为乐团版的《古希腊裸男舞乐》。
拉威尔的热情 不看在眼里
面对拉威尔的热情，萨替却显得不以为然。当拉威尔一九二○年拒绝「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d'Honneur）时，萨替公开挖苦他：「但所有他的音乐都受勋了」。反倒是拉威尔展现出超人的器度，在一九二八年于美国德州演讲时，如此评述他心中的萨替：「他拥有一个实至名归的发明家心灵……他简单与明智地指引出方向，但只要其他音乐家一采取他所指引的道路，他就会改变路线，毫不犹豫地开往另一条道路，通往实验性的领域……他自己或许从没有从他的发现中完成一部完整的作品，但如果萨替不曾活过，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许多作品恐怕就不可能诞生。」
萨替偏好的始终还是德布西，但或许是与拉威尔之间的竞争心态，亦有可能是嫉妒萨替日渐升高的名气，德布西对他日后的作品反而多加保留、抱持疏离的态度。尤其当萨替攀升至生涯高峰，与考克多及狄亚基列夫、毕卡索等人合作的《游行》首演时，德布西竟然托病缺席，让萨替失望无比。即使如此，两人却如常往来。这段让外人雾里看花的情谊，在德布西一九一八年逝世后终于落幕。比较萨替钢琴曲〈锁住的遗憾Regrets des enfermes〉与德布西《被遗忘的景象》Images oubliées、〈云Nuages〉与《为钢琴的》Pour le piano组曲中的几个段落，亦不难发现被德布西称为「先驱者」（précurseur）的萨替，在两人的作品中，或许更是追随者。
号召了年轻音乐家们 成为精神领袖
与考克多的合作，不仅成为萨替与德布西之间关系变质的关键，亦让萨替一夕之间跃居巴黎音乐生活的中坚分子。突然之间他不需孤军奋战，得以以新颖的理念号召了年轻人，为当时的乐坛提供新的精神。萨替先后将几位伙伴称为「新青年人」（Les Nouveaux Jeunes），而乐评家柯雷（Henri Collet）则以一篇名为〈俄国五人组、法国六人组与萨替先生Les cinq Russes, les six Français et M. Satie〉的文章，宣告了「六人组」之成型，并以萨替为精神领袖。
萨替为六人组与其他作曲家举办系列音乐会、将他们带入考克多的工作圈。然而多数的评论家，却普遍忧虑萨替会带给这些年轻作曲家负面影响。最后，六位音乐家各自因不同理由与这位精神导师渐行渐远，仅米尧成为继德布西死后，萨替最常往来的作曲家，也陪伴后者走向生命的终点。
廿世纪后 约翰．凯吉成了重要知音
这样一位在性格与理念上都备受争议的作曲家，却在二战之后找到了完全的知音。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吉（John Cage）于一九四八年在以前卫艺术闻名的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举办萨替音乐节。一如预期，此举导致许多赞助者的反对。凯吉撰写了〈为萨替所作的辩护Defense of Cage〉来说服这些德奥音乐传统所养成的听众。凯吉强调，音乐的形式就是音乐本身，作曲的技法都只是外围因素。音乐的本质不是音高、节奏、音色，而是「时间」。因此，真正的音乐，应该是「时间」的艺术，包括「有声」的时间与「无声」的时间。根据这个主张，他把魏本与萨替视为在调性崩解后，最能延续贝多芬精神的作曲家，因为两人都把握了音乐中最重要的「时间」参数。而相对于魏本致密的变化，萨替则展现一种静态，看似无关痛痒与琐碎，却暗含了清楚的数字逻辑。
不只如此，凯吉在日后也藉多部创作实际地展现萨替的影响。一九五二年创作的《四分卅三秒》探索了音乐与「寂静」和「噪音」的关系，便巧妙地转换了萨替「家具音乐」的概念：当萨替追求将音乐创作为环境噪音的一部分时，凯吉则把环境的噪音视为音乐。一九六八年的《廉价的模仿》Cheap Imitation证明了凯吉对萨替作品中数字逻辑的诠释。他以萨替的声乐作品《苏格拉底》Socrate之乐句结构与其节奏为基础，结合由《易经》启发的「不确定」概念来决定音高。当这部钢琴独奏作品在一九七二年被改编成管弦乐团版本时，则借由易经的卦象来决定各乐器演奏的范围与出现的长度。
萨替对于音乐的贡献，还有更多。他音乐里的静态与反复特性，在廿世纪后半结晶成「极简主义」的潮流；而他与「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视觉艺术家的合作，跨艺术的理念至今历久不衰。萨替因其尖锐与不妥协的个性，导致生前的人际关系一再更迭；而其最长久的同盟关系，反而是与受到东方哲学薰陶的凯吉，但此时萨替已经死去。从萨替的生平与影响来看，先驱者的确孤独。但回顾德布西、拉威尔与凯吉等人与他对自己的评价，也让人很难断定，萨替自己是否比别人更了解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