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二○一六年无伴奏合唱团「一舖清唱」回溯二○一四年香港「占中」事件的制作《香．夭》，二○一八年四月「一舖清唱」与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合作了同名舞剧，由「一舖清唱」的艺术总监之一、编舞家伍宇烈编创，十三位舞者加上十二位歌手同台演出，「在舞台上，他们将会述说记得或者不记得的、那夭亡了的、那个因个人经历而存在过的香港。声音和身体对他们来说，不是媒介，是象征。」伍宇烈说。
粤剧《帝女花》深入香港人民心的程度，可媲美《罗密欧与茱丽叶》在英国。其中讲述长平公主和周世显在洞房花烛夜自杀殉国的〈香夭〉，俨如理解何为「忠贞」、「无奈」的标准教材。所以，当香港无伴奏合唱团「一舖清唱」（一舖）在二○一六年推出作品《香．夭》时，虽然内容是对二○一四年香港「占中」事件的回溯，与《帝女花》并无关连，但其指涉的情感状态对观众来说毫无悬念。两年前「一阙给香港的安魂曲」，在二○一八年四月中蜕变为城市当代舞蹈团的舞剧《香．夭》；要安的魂，原来是属于在世的。
舞者与歌者 都是分享同一命运的年轻人
试想像十三位舞者加上十二位歌手，廿五个身体严严地挤在舞台上的画面。对一舖的艺术总监之一、舞剧的编舞伍宇烈来说，他们不是「舞者」和「歌手」，而是在同一城市生活，经历同样的社会大事，「分享同一命运的年轻人们」。他们是一群不普通的普通市民，拥有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和感染他人的能力，却何苦花长时间接受训练，从事不赚钱的工作？只为心中未完全被灭的火。「我不想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理顺不同媒介的操作。媒介只代表表演者不一样的技能。我著重的是把他们连系起来的共通之处——愤怒。在舞台上，他们将会述说记得或者不记得的、那夭亡了的、那个因个人经历而存在过的香港。声音和身体对他们来说，不是媒介，是象征。」伍宇烈说，「安魂曲唱罢之后，我们要向前看。」
向前看方法之一种，是处理忧伤。
伍宇烈记得，「小时候我在葬礼上大哭，大人们说我乖。我哭其实是因为我害怕。我无法把『哭』与『乖』对上号。于是我和这城市联系了一种矛盾。有一段时间，我害怕菊花的气味。一舖的排练室毗连殡仪馆，初进驻那儿时，有一次我按错电梯按钮，门一开，菊花气味扑鼻而来，好像迫令我去面对儿时经历一样。」香港的速度和效益主义，令我们觉得对忧伤最大的忍让是哭，哭过后便理应没事，跟自己说「成了」，就不再处理它。就如学者许宝强形容，在情感上香港人有一种「中产的洁癖」。伍宇烈从艺术工作者身上看到了我城居民的困窘：「我们要移民，要拥有第二护照，希望在其他地方过得『安定』——如果创作讲求冒险，为何要以安定为目标？我们想安顿下来，但同时怀疑自己。长期留在同一舞团的舞者，同样会产生无力感：不满意自己，不满意环境，但又不想走，仿佛没有出路。安定建立在妥协之上，妥协却令人愤怒：我们知道自己站得稳，是因为有些什么被磨蚀了。」
面对忧伤 找出走下去的身体
伍宇烈用了一个星期，逐一倾听舞者有关「失去」的经历。故事层层揭开，令他感慨良多。关于一只猫、一个人、一处地方的离开、消失、遗忘，长时间藏在心中，没有被梳理、聆听，拖拽著想往前走的心。「我很珍惜和舞者一起经历把情绪转化为动作的过程。开始时，有人质疑这样做是浪费时间。我回应说，让我们做花时间的伙伴吧。有人顺利地把心情外化，也有人被卡著。我看著，脑中渐渐出现画面，知道舞蹈和歌唱该如何互相配合。我非常感恩现在的我遇上现在的他们，创作出现在的作品。过程是双向的：有时个别舞者跟不上，我可能会帮一把，但不只是为了满足我的编舞要求，我也必须用心了解他们。」
假若我们的社会不面对忧伤，那么生活在这儿的身体懂得诉说它吗？伍宇烈的编舞功力，在于他启动舞者表达的方法。「我尝试设计一个出口。例如我会说，让我们用商业演唱会式夸张和华丽的手法来表达忧伤。在接续的讨论之中，我们发现原来那夸张其实并不那么夸张，注入感受可以改变夸张的质感。之后，我们把华丽的呈现推翻，重新开始，渐渐地舞者可能找到忧伤的身体感。我暂时不会把故事在舞者之间公开，不想他们被描述拉著走，而是希望把关于个人的细节的层次往上推，成为可以共享的人生况味。」伍宇烈知道舞者之中有人正在面对转变的困惑，于是设计了一个新角色，让舞者以真实的心理状态来演。
忧伤，因为时移世易，记忆不一定能被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