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从独立个体到大众社群，从艺术为艺术的自由到社会的道德责任，参与式艺术的概念自一九五○年代由导演、作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与偶发艺术（Happening art）与激浪派艺术家（Fluxus）等的提倡以来，一直竖立著左派的大旗——解放观者在消费社会里被动、麻木的观看位置，并借由各式行动，重建实在的社会联系（the social bond），给予观者看穿表象的能力。然而，在诸多种族、性别、移民，与工人权利等社会议题的战场上，「生态环境」尽管也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下的牺牲者，却甚少获得应有的重视，或是对于重建生态连结的努力。

本次借由访问长年关心艺术创作与生态联系的艺术家暨策展人吴玛悧的机会，带领读者重新思考「参与式艺术」如何在社会转向之上，活络「人—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的关系，并点明三者间相互连动，彼此依存的网络；检视参与式艺术如何摆脱艺术家的个人中心，成为一个需要集体合作、长期耕耘，动手动脚启动五感的跨领域行动，与干扰美术馆呈现方式，挑战艺术品定义的集体创作。

Q：请您说说对参与式艺术的想法？理想上对参与式艺术的定义是？

A：参与式艺术应是一种social engagement的概念。我们很容易被中文局限想像，通常在英文里socially engaged，, engage这个字在中文里其实很难被翻译；如果从中文来看参与的话，很快就被理解成社区或是团康活动，尤其在台湾，大部分的艺术活动都是由政府来支持，政府又特别强调参与的人数，像是KPI，常常是以简单的量化处理方式，但文化艺术，重要的在质的本身，而不是量。

因此，首先我想强调，在台湾谈参与式艺术，很容易被窄化为是社区活动，我本身主要是被美国socially engaged art 这个脉络影响，从字面来看，首要是社会性，engagement则是「投入」，socially engaged 指的因此是投入社会中。所以，在中文我们有时会称作「社会参与式艺术」，比「参与式艺术」来得更为精准，第一个条件是创作本身需要涉及社会性的议题，具有公共性，并召唤民众一起协作。

第二个可以来谈，社会性的关怀从何而来？我觉得对艺术家来说，这来自前卫艺术的传统，这方面当然可以追溯到廿世纪初的达达主义，这历史的前卫，对后继艺术发展的深远影响，在于艺术成为一个批判社会的反思和媒介工具。（我本身是在上述的这个脉络下）而随著前卫艺术的发展，其局限也渐趋明显，特别是在艺术家进行社会批判的时候，经常最后走入纯粹的批判，而忽略了社会实践的层面，像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但台湾的状态不太一样，我创作成长的时间跨越了戒严与解严时代，解严的过程也同时开通了批判，对我们来说，解严之后最大的挑战可能不只是反思批判，而是在实践的层次上，但艺术家的训练上从不需要讨论现实，我们多半讨论艺术史上的问题，将艺术当成一个知识的媒介工具，而甚少思考到艺术和社会政治的关联性。因此，对我来说，如果将艺术家局限在美术馆里，或是只为了美术馆或画廊等机构创作，是完全背离了前卫的精神。

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因缘际会参与了社会运动，也认识了蛮多从事妇女、环境运动的朋友，都是九○年代除了农民、劳工之外，引起大众关注的议题，也是因当时跟妇女新知一起做了工作坊，让我进一步地思考观众是谁， 又可以带来什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