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台北艺术节很不一样。少了吸睛的大团、名家，多的是非典型的艺术展演，素人、艺术家、观众大家一起来的艺术活动。来自新加坡的策展人邓富权刻意让艺术节混淆过往清晰的二元定义，将界线含混，混乱致使未知，未知则带来可能性，「作为一个外者，我希望能提供差异，去关注个体跟时间、个体跟社群的互动。我想将素人的立场与多元的性格，包容进本届艺术节中。」
今年台北艺术节或许让人有些摸不著头绪——长达五个周末，各类表演者、酷儿、噪音制造者、杂耍者、视障、业余爱好者和艺术狂热者聚集在一起，观众除了前进中山堂狂欢马拉松、与艺术家在酒吧喝一杯、坐上谈判桌玩起金钱游戏之前，还可以一起在「Think Bar共想吧」，想艺术、想自我身分重新界定与认同，想未来。
在廿届台北艺术节中的首位外籍策展人邓富权眼中，台湾有著显著的自我定位倾向：「或许这是源于历史文化的因素，这造成国家、市民都有自我定义的思维。」
艺术／非艺术。艺术家／观众。专家／素人。日常／非日常。现在／未来。他以四条主线画出艺术节轮廓——共想吧、前进中山堂、国际共制、年度典藏计划，刻意让艺术节混淆过往清晰的二元定义，将界线含混，混乱致使未知，未知则带来可能性，「作为一个外者，我希望能提供差异，去关注个体跟时间、个体跟社群的互动。我想将素人的立场与多元的性格，包容进本届艺术节中。」
「台北好多东西，我还在摸索。」摸索了一年余，住所从台北东区迁移至双连，此处传统宫庙、早市、汽机车零配件老店与时尚办公大楼混杂而居，怪异且难以捉摸的气候也让他小病不断，对邓富权来说，这种复杂、怪异是台北不容错认的肌理，也正是台湾政治处境的缩影。
「我来自新加坡，也是岛屿。新加坡相比台湾，不该是个国家，毕竟你们还有天然资源，我们连水都没有。来到台湾以后，我对『未来的生存』非常好奇。比如天气。台湾的气候永远怪异，温差大、大晴大雨，我因此经常生病。很脆弱、很危险，好像风一吹就会倒——台湾的政治环境似乎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
他以外部观点，从住家环境、地域的天气变化，观看台湾的国际处境，「在观察社会、艺术实践中，我会从地域（local）的观点拉到国际，台湾是一个micro，世界是macro，但透过台湾，我们能认同自己在全球的处境，去看见这样的关系。下一届艺术节我希望能带出这样的关系。明年开始，艺术节将朝向『亚洲未知』的方向进行。」
他透露，明年的主题为「复眼人」，取自吴明益的同名小说，「吴明益精准地捕捉了台湾整体的心理、历史与未来的思维。我们将会从《复眼人》出发，拉出不同的轴线、主题来讨论『未来』。」（注）
Q：请谈谈明年艺术节为何以「未来学」为主题？
A：目前我们谈到社会设计（social design）、批判性设计（critical design）、环境设计（environmental design）这些呼应社会变化的概念与实践，都在别的领域中有很进步的发展。我想的是，如何打开艺术的边界，跟这些产业、领域产生对话。
今年初步提到社会与艺术的关系，接下来希望能跟不同领域、跟未知有些互动、参与。艺术不该存在于自己纯粹的框架中，应该要跟社会有更密切的对话——这就是我所谓的未来学（Futures studies），未来肯定是有风险的，未来就是要新、要思辨（speculative）。我们得进入未知的状况，没有人知道前面是什么，但希望让跨世代、跨领域的艺术家共制，呈现出当下、具实验性的作品。
Q：回来谈谈本届台北艺术节的群众／素人参与。这些参与式、沉浸式作品相较于以往占了蛮大比例，请你先说说对参与式艺术的想法？
A：这类型的作品，最能达到功效的，是会先去设想参与者的身分。而非说，「嘿！我是艺术家，我已经先规画、预想好一切，你要进入我的规画中，达到我要的效果」。最优秀的艺术家在这种实践中，只是先给出框架，设定好互动的条件，让观众依著自己的身分与想像，甚至是过去的经验，进入作品之中，产出关系。
这是为何我们要将艺术跟日常生活产生交集。这两者在各自的领域中已是非常有活力的，我们不应该再给它们加上框架，这可能使彼此无法产生透明、开放的互动。
比如杰宏．贝尔（Jérôme Bel）的《欢聚今宵》GALA。杰宏．贝尔是法国当代最资深的编舞家，去年巴黎舞蹈秋天艺术节规划了他的回顾展，将他的七个作品重演，他今年才五十四岁，就已经被定位为法国最重要的当代编舞家。这个作品在规划之初就想到民主（demorcracy），在艺术空间中考虑到参与者身分，他设计的框架是允许参与，带出参与者的身分，与呈现自我人的价值与品质。他去谈在一个共存的时间中，如何带出大众的活力。而不是素人在所谓的「艺术标准」之下，就不该被看见，而是everybody can，他重新打散了艺术的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