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人类世」议题放在最近这十年来台湾的「后」学复兴的脉络中来思考，包括后自然、后人类、后战争、后数位、后媒介、后戏剧剧场……甚至是从九○○年代中叶之后迄今仍然持续发酵的后殖民，并不全然等同于八○年代末期发轫、并于九○年代达到顶峰的后现代、后结构、后马克思、后女性主义思潮。九○年代「后」学的繁荣，随著解严后台湾社会结构的调整，被引入并转化为论述战争工具，多将「台湾-人」当作尚未完成的主体，寻求透过运动与论述改变社会，并确立主体性的可能性。
然而这十年来的「后」学复兴，可以看成STS（科学、科技与社会）与文化研究两股九○年代晚期兴起、迄今达到成熟阶段的学门汇流，正如我们看到的，沿著「技术」与「文化」两条轴线，企图在全球化情境下，重新思考校正「台湾-人」在世界中位置的努力。在这股潮流中，首先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台湾」的问题。
《一般生态学：新的生态学典范》
General Ecology: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2017）
艾利许．贺尔（Erich Hörl） 主编
London: Bloomsbury 出版
台湾学圈所引入的这波「后」学，从技术面角度来看，是建立在数位运算能力（computation）与模控学（cybernetics）的基础上。由于数位运算能力在上个世纪的进展，让原本只能被预设而无法被描述的「世界（world）」，开始可以在运算的基础上「现身」。这样的现身最早可追溯到「大气科学」开始能够借由数位运算而让「气象变化」具有造型性，进而成为一门「科学」的那一刻起，慢慢扩展至「生态（科）学」。基于大量运算能力之上的生态科学，不再只把「世界」当成「脉络」，或全称性地将世界当成没有外部的「整体」，让世界不具观察的可能性，而是相反地，改以不同物种相互依赖的「生态」思维来处理互赖、转译、反馈、边界、同步性等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全面地以「生态」这样的思维方式重新建构自身内涵的同时，到底心智生态系、情感生态系、价值生态系、感知生态系、权力生态系、资讯生态系、媒介生态系等这些生态系与（基础-）技术条件的关系为何？艾利许．贺尔所主编的《一般生态学：新的生态学典范》这本书将运算能力与模控学视为当代生态学得以成立的技术基础，邀请了贝尔纳．史蒂格勒（Bernard Stigler）等重要的技术哲学与媒介理论家们，一起从技术基础的角度反思不同的生态系思维。
《猿猴、赛伯格和女人：重新发明自然》
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 著
张君玫 译
台北：群学 出版
当代生态学所谓的「生态」，因而就不是现代时期西欧甚至是美国语境下，将「自然与文化」两者相互对举意义下的「自然」。现代时期这样一种被视为文化对立面的自然，是人文主义发端至现代时期得以确立，将人类当成意义创造之主体的历史产物。唐娜．哈洛威在《猿猴、赛伯格和女人：重新发明自然》这本书里，在科学与文化的界面上，追溯了灵长类研究、生物学、免疫学等不同的学门，如何将学门得以立基的、分类上的基础差异，设立为「自然（nature）」，也就是先于人类经验的世界秩序，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科学论述的方式。透过对于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自然与分类的假定，我们往往在接受科学推论的同时，一并内化这样的分类架构。哈洛威认为，我们必须打开这些被视为基础与界线设立的「自然」，抛弃人类中心、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成为模控的有机体，也就是赛伯格（cyborg），并在界线的混淆中寻求欢愉，同时对界线的建构负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