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是一个幸运的创作者，从二十出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的作品竟都得到了文学奖或大或小的肯定，也在剧场里接收到掌声与祝福。
究竟一个作品的得奖与搬演、雅与俗之间该当如何「拿捏」？我的经验是，如果将「得奖与否」视为标准，那么，一个剧作的好坏与否全凭「运气」。每个人称道或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都能言之有物，只不过衡量优劣的尺子人言言殊。作为创作者的我们，总是选择性地帮评议者心中的「那把尺」打上一些折扣。
事实上，真正能被打折的，只有创作者对于心中理想戏剧的追寻，而剧场商业运作规则教会我们的是：大打折扣的作品往往露了败相。
犹记自己接触戏剧之肇始，贝克特与莎士比亚的文字最是让我著迷。他们剧作中种种「不合理」、「反逻辑」之处，对我而言总是揭露了真正的幽默与幽黯所在。直到上了研究所，我才听闻悲剧已死的说法，但细究之下会发现，会死的永远是作为一种「范式」的悲剧，而悲剧性在现代文明进程的历史叙事中始终如影随形。
「一个剧本写出来就要能登台。」这是我的剧本创作启蒙者——冯翊纲老师告诉我的话。当时的我一门心思盼著自己写的作品有一天能被搬演，而冯老师开给我的条件是，必须是喜剧。然而，究竟何谓「喜」？喜是在悲的对面？外面？还是反面？几乎是从那一刻起，如是探寻贯串在我的创作中——《家祭》、《满目春解库》、《大宅murmur》和《一个外送员的21种死亡方式》，这些作品在题材与语言的锻造上风格各异，但喜剧与悲剧性的分野始终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表象上的「对立」往往源自一体。
由于我在创作之初便驮著「喜剧」包袱——它不仅让我对悲喜向度的思考得以深化，更是作品得以被搬演之前提——因此，看似操之在剧作者手中的「硬币」，它的存在与虚无实则取决于买票观众的一颦一笑。当观众将硬币递交到创作者手里，虽然没有任何一种声明能担保创作最终不会遂行作者意志，或是流于讨把赏钱，但我以为，戏剧悲与喜的辩证张力绝不在于新一轮「抛头颅洒热血」的信仰，而是一切信仰的「翻面」。这是我在创作道路上持续前进的动能。
最近发表的《一个外送员的21种死亡方式》一剧在台北艺穗节得了奖，很喜欢艺评人谢镇逸称该剧将「各种巧妙的段子嫁接到人物的疯言疯语」、「展现了适应于小剧场的说学逗唱」。（注1）近年来冠以各种名讳的喜剧演出大行其道，宛如异色的公共论坛。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诸如此类的喜剧艺术能走的路其实更远更长。只不过具有美学政治效力的关窍不在「地狱哏」，而是「恶之华」。
（注）
谢镇逸：〈死去活来后，如何成功地失败？——达秋剧团《一个外送员的21种死亡方式》的学习与动力
徐妙凡
1997年生，目前就读国立台湾大学戏剧学系博士班，剧作曾获红楼文学奖首奖，两次入围台湾文学奖，以及多项剧本创作奖项。出版书籍有《相声百人一首》。剧作《大宅murmur》曾在相声瓦舍搬演；《家祭》则由栢优座制作，受邀于桃园眷村文化节演出；近期作品《一个外送员的21种死亡方式》在台北艺穗节由达秋剧团制作演出，获艺穗精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