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十七歲那年（台灣還沒有解嚴），謝宗益隨著雲門舞集第一次到巴黎演出，街頭一對烈火情人正擁吻著，女人坐在男人的腿上，雲輕輕飄過，風也緩緩地撥弄著女人的秀髮，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自由」，他對自己說：「巴黎，有一天我還會再回來。」果然沒有多久，嚮往自由的翅膀，很快地就飛向巴黎的天空，而且一待就是十個年頭。

在台灣，藝文圈很多人認爲謝宗益是個「憤世嫉俗」的靑年。確實，他會對中正紀念堂中山南路行人道的路磚破舊積水，感到生氣和不解，「這不是中華民國官員經常出入的地方嗎？」「爲什麼台灣老百姓要忍受這樣的生活品質？」更甭談文建會、國家兩廳院對表演藝術的「照顧」，若比起法國，他祇會讓自己更陷入憤怒、無奈、不解，可能還會有跳樓的情緒。

自由

熱愛自由，他選擇巴黎、舞蹈；也因爲跳舞、自由，使他後來妻離子散。謝宗益說：「劇場是我的敎堂，我不屬於敎堂，但敎堂屬於我，它應該是溫暖人心、觸動人心的。」他與部分編舞家不同，總是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話，或是做一些偉大的夢想，「說穿了，我也是『騙子』，像一個魔術師，把不同的感動變給觀衆，編舞的感覺讓我覺得我還『活著』，它彌補我少掉的一根筋。」他直言：「我的舞，觀衆若覺得看懂，那謝謝大家；若看不懂，是我舞編得不好。」他不喜歡對自己的創作多做解釋，可是不發一語，他又覺得「不負責任」。

俗氣

十六歲時，謝宗益第一次進劇場（國父紀念館）看舞蹈時，他的心情是沮喪的。那時剛學跳舞，什麼都不懂，他安靜得連放聲屁都不敢，舞團演畢也不知如何鼓掌，這是他第一次覺得自己很「俗氣」。而今你送票給他，請他去看表演，他還未必會進劇場，重點是「可能是個性的關係，看表演會干擾我的思考，而且說實在的，也看不到什麼精采的作品。」他說：「根據科學分析，九歲小孩的注意力祇能集中一分鐘，而成人祇有五分鐘，創作者不能在這幾分鐘掌握到好東西，有什麼資格說：『好戲在後頭』。」所以絕大部分時間，他寧願看電影，也不願意看表演。

快樂

聽起來，謝宗益相當地狂傲不羈，但反過來，他自我要求的壓力也就更大，他不是個量化、媚俗，和民族大義、社會功能都攬在肩上的編舞家。他強調：「編舞祇是提供一個情況，不管是長或短；它不是創作者情緒的宣洩和一時的感觸，因爲那祇是熱情燃燒過後的灰燼。」所以叫他編一支「快樂」的舞，他會問：「請吿訴我快樂是什麼？」

他的快樂，就是把女兒放在褓姆那好久後，與女兒久別重逢的那一刻，是一種沈重的甜蜜負擔。而幸福也一樣，當一個人不愼被車撞死，有人覺得悲傷，但「幸好不是我」的念頭產生的時候，那就是幸福。「幸福往往到後頭才會被重視。」謝宗益點著煙，輕輕地說。

敎育

廿一歲到巴黎之後，謝宗益在巴黎歌劇院舞蹈學校上課，芭蕾技巧在那兒紮功，隨後即投入編舞和跳舞的行列，但爲了餬口，又重回舞蹈學校習兒童舞蹈敎學，其中兩年隨著義大利籍的妻子，在西西里島旁的小島，伴著地中海的陽光、浪濤，過著種蕃茄、敎跳舞的生活。「我很喜歡小孩子，這次回台灣，我特別走了趟童年時代求學的中山國小，『百年樹人』四個字，讓我深深感受兒童敎育的重要。」可是台灣的舞蹈學校又在哪裡呢？大學增設舞蹈系、舞蹈硏究所，可是卻沒有舞蹈學校做根基，祇有零星的舞蹈實驗班，這樣談培養舞蹈人才？簡直是海市蜃樓。

在巴黎，舞蹈學校的小孩到了十七歲還沒出頭，就肯定轉型跳現代舞，因此不論芭蕾舞、現代舞，舞者都有相當紮實的功底。謝宗益其實不希望每樣東西都那麼用理性分析。他說羅曼羅蘭稱：「分析讓人無法做事」。但是偏偏他卻是卡夫卡和波特萊爾的愛好者，而前者是分析狂，後者是憤世嫉俗者。

主義

謝宗益的舞蹈才華其實早就被台灣舞蹈界肯定，所以每次從法國回來，都有不同的藝術家邀請他編舞、跳舞，明華園歌仔戲團與導演陳玉慧合作的《戲螞蟻》，他即是那穿梭時空的鬼魂；隨後羅曼菲、吳素君、葉台竹也一同跳他的作品《狂人日記》。雖然編創的作品極少，不過都給人相當的印象，美國舞評家還曾經評稱：「表現主義的復活」。不過他對「主義」一詞相當反感，沒有特別的感受，他說：「我沒有救贖的偉大想法，那祇是私人的情況。」返台期間，他也曾一度開麵包店養家，因爲無法心安理得，所以後來再選擇回到舞蹈園地。

不過音樂帶給他很大的歡愉感，他喜歡古典音樂，「貝多芬說：音樂的力量讓聽者毫無選擇地進入作曲家的腦裡，體會作曲家的創作。」所以謝宗益的生活，有絕大時間在聽音樂，其他的時間則用耳塞，避免現實的干擾。

在兩廳院的芭蕾舞練習室裡，這是他短暫的王國，看到舞者奮力排練他的新作，他覺得辛苦、同情，謝宗益又再度點起一根煙說：「劇場的魅力，不是在那些自以爲搞藝術的人，而是它是個魔術師，排練時是假的，但演出時是眞的。」

或許某天，謝宗益會選擇離群索居，在雲南的某一個角落，此時別把統獨的政治角色套在他身上，他強調：「我就是我。我祇是想追著雲，過著有人性的生活。」

文字｜王亞玲  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