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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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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號人物 People 鋼琴家魏樂富 用詩意之眼看世界，生命從不無聊
時隔10年再訪魏樂富（編按），令人驚訝的是，雖然將屆70，他身上卻看不到太多歲月留下的痕跡，不僅容顏變化不多，就連那份童心未泯也依然如故。閒話生活時，他既率性又認真；討論專業時，嚴肅中也不失幽默。動與靜之間，自在而從容。 退休後的魏樂富，生活依然充實精采。練琴之餘，他喜歡漫無目的地散步，在每個十字路口，讓紅綠燈來決定他的去路：紅燈就左轉，綠燈就右轉，看看今日的行腳能帶來什麼樣的驚喜或禮物？！他也喜歡騎著自行車去探險，逕自沿著山路或河岸前行，幾次來回後發現，原來許多的老街都座落在河流的旁邊，那便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開始」；新近，他更在盛夏7月的仙跡岩，偶遇了一大片的流螢！完全顛覆了「螢火蟲只在5月出現」的說法。這種生活中的偶然與驚喜，讓魏樂富備覺享受，他說：「生命之所以會感到無聊，純粹是因為人不能以詩意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 以朗誦與鋼琴創作表達內心感動 提到「以詩意的眼光來看世界」，便會讓人聯想到他的《暗夜的螃蟹》（2019）。這是一個結合詩文朗誦與鋼琴演奏的創作，一個關於二二八遺孤轉念並獲得新生的故事。魏樂富說，這個作品的靈感，來自他在二二八紀念館中讀到的一則真實故事：一位在二二八事件中失去丈夫的外省籍婦人，原本要帶著4個孩子走上絕路，最後卻因為孩子的一句童言童語，轉了心念，決定帶著孩子堅強地活下去。 魏樂富早前因幫忙NSO 彩排荀貝格的《華沙倖存者》，進而接觸到了朗誦結合演奏的表演形式，並覺得它相當迷人。於是，自己開始嘗試演出此類型的作品，比如舒曼的《荒野的男孩》（Der Heideknabe）。詩文朗誦時的高低抑揚，再配合鋼琴聲響的情境烘托，形成了一種極具戲劇張力的「敘事」。台上的朗誦者猶如一位音樂說書人，時而陰沉、時而激昂地介紹著故事，讓台下的觀眾宛如搭雲霄飛車般身歷其境。自從在二二八紀念館中看到史料，魏樂富便想，荀貝格為戰火餘生的猶太人寫下了一部《華沙倖存者》，或許，他也可以用類似的形式，為台灣的二二八故事留下點什麼？於是，他將這個真人真事進行了改編，並用不同的角色和分景來鋪陳敘事。礙於中文並非是他的母語，無法掌握到位，所以他選用英語來創作（有趣的是，他也並未選用德文）。文詞雖是以散文形式寫成，但在節奏與韻律上盡可能地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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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大師 In Memoriam卓明，那「鑿光的人」——紀念Star
終究，現實是一場幻化的景象，相似一齣戲在舞台上的出現，在時間帶上某個時刻，跟現實中的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相遇，與舞台上一個角色相見，有人是與自己連接了一生成為舞台的故事，或劇中一個角色讓自己進入孤獨無語的現實世界。我們面對當下其實看見的是一個未來，如同Star（註）長眠在這座山頭。 6月的陽光並不刺眼，放眼望去漫山一片蒼鬱，倒顯得梯田似的花葬區彌散著虛假的死亡氣息。是的，這片風景總是令人感到死亡的不在場，連Star的骨灰下葬於此看起來也不真實，更何况我們不僅找不到他「林啓星」（本名）的名字，更不知道如何丈量他的落葬之處。他76歲的一生就在這方寸之地的「無名之墓」劃下了句點。 在「林啓星」所謂的一生，我們自他20歲進入軍校即已相識開始，近乎50餘年間，或同棲於一屋，或分處異地，我們始終連繫不斷。50餘年前，Star與我因翻越軍校圍牆被逮住，雙雙送進禁閉室，講好就此退學離開，於是他費盡一番折騰終於回到平民身分，而我則因半夜聽到父親為我如此不才而痛心哭泣，心一軟又回到軍校。此事直至公祭後與他的南部學生翠香聊到故人往事時，才知在Star心中卻是我對他造成了一種傷害，他深深認為這是我對之間約定的背叛，而我也自此在軍隊苟且了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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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號人物 People 偶劇導演石佩玉 從劇場到人生、從創作到生活的收納法則（上）
明明說好是飛人集社團長石佩玉專訪，初春午後走進既是排練場又兼行政辦公的公寓空間，我簡直參加了一堂令人怦然心動的收納大師班。 曾在「超親密小戲節」一窺究竟的劇團據點，所在地是寧靜宜人的住宅區，這回終於回歸日常面貌：一側窗、一側鏡，還有布簾遮光，碩大無隔間的「客廳」是原始格局，特異卻恰好符合劇團需求。兩張顯眼桌子，一張開會、一張製作戲偶物件，一旁木櫃的玻璃花紋，正與另側房間的氣窗彼此搭配。「這裡大部分的家具都是人家給的，不然就是撿來的，自己買的很少，像這張開會桌，其實是兵乓球桌鋪上桌巾，改裝桌腳，有需要的話還可以拉長。」石佩玉說。 有了初步空間概念後，收納正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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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號人物 People 偶劇導演石佩玉 從劇場到人生、從創作到生活的收納法則（下）
收納的意外技術：創作歷程對應人生軌跡 身兼創作者與製作人兩種身分的石佩玉，無疑需要更強大的「收納」能力。 當年從兒童劇團起步，沒有辜負徵選告示上的「刻苦耐勞」4個字，也與同期夥伴培養深厚情感。「在這裡3年，補足許多我非科班出身的養成。」石佩玉說。後來又曾在當代傳奇劇場作藝術行政，直到2004年「女節」演出自己創作後，才為了申請補助而成立劇團。 「飛人」為「非人」諧音，開宗明義要做物件劇場，也在潛意識召喚「帶著行李箱出走」的意念；至於「集社」，則有著「聚集夥伴」的期待。不過近年一旦進入創作節奏，倒是努力強迫自己「收起」製作人與團長的焦慮，相信自己的夥伴，各司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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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透過劇場，改變社區生命力
2022臺南藝術節以「藝總超界」為題，總計有15檔46場次表演節目、2檔推廣活動及1場2天互動式展覽。除在正式場館演出外，臺南藝術節亦以城市的非典型空間創作為特色，包含大南門、沙淘宮、張輝美術館等；另外，也於新營文化中心彼此呼應。新營這座城市，位於台南北部，過去是製糖工業區，也是臺南縣政府的基地、鐵路的重站，是一座具有現代機能的城市，但是隨著縣政府撤離，新營至今的建設趨緩，也面臨了人口老化的問題。 受新營文化中心委託，身體氣象館自2018年起帶領銀齡工作坊，至今發展出《新營快到了》、《新營快到了2》、《新營_海鷗》、《小人國》等製作。透過社區劇場的發動，職業的劇場導演、素人演員、演員的家人朋友、觀眾因此被聚集起來，走進地方的歷史，接受和傳遞生命的知識。 即將呈現的《最後一場電影》，讓演藝廳的觀眾席化身舞台，那是一間新開幕的電影院，但是所有想來看電影的人最後都不知道為什麼看不成電影。在這裡不只談論有關新營的記憶，台灣各地都有被拆除的歷史建築和沒落的電影院，「電影」這個主題因此延伸出更具公共性的提問。《最後一場電影》中還加入了真正的自製電影，以及與李婉菁合作、重新編曲的台語流行歌，這些影像和音樂即興地相互搭配，帶來許多新穎的劇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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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追蹤 Follow-ups 年度大獎與表演藝術獎小劇場獨角戲奪兩大獎 反省自身也傳承美學
第20屆台新藝術獎已於7月2日揭曉頒發。20年來該獎項產生逾60位得主，唯今年很特別，第一次得獎的人力飛行劇團，分別以獨立創作的《感傷旅行》，以及與身體氣象館共同創作的《王子．哈姆雷特》，包辦年度大獎及表演藝術獎、兩部作品演出場地都在承載小劇場夢想起飛的牯嶺街小劇場、都是獨角戲、都是由資深表演藝術攝影家許斌肩負平面攝影、都是由牯嶺街小劇場館長姚立群擔任製作人。 誠實面對也自我開創 獨角戲提供反省機會 「獨角戲可貴之處在於不管是導演或演員，可以不依賴別人、不受別人支配下，告訴你是誰、你的存在是什麼。」王墨林強調，反省很重要，但在台灣要冷靜下來思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幸好獨角戲提供了一個反省的機會。「就是完全回到自身，面對自己，反省自己，而這個反省不必是公開性、社會性的，我們的精神實屬密室，這個反省可以在祕室進行，一重一重打開。」 為了讓獨角戲演員明白「自我」到底是什麼，王墨林要求演員書寫劇本。「獨角戲演員在舞台上自言自語，說一連串的台詞，唯有自己寫劇本，才能清楚他所說出的每一句話究竟在講什麼。」此次楊奇殷在王墨林要求下寫給自己、給眾人的《王子．哈姆雷特》劇本，修了至少40次。 除了要求演員必須「誠實」面對自己，王墨林也要求演員具有自我開創的能力。「獨角戲演員處在一個人的狀態下，他沒有對手戲，講話或者不講話，都是表演，他要解決很多問題，譬如跟觀眾的關係：觀眾看他這件事是存在的嗎？或者他不管觀眾看他這件事?或者他跟劇場空間的關係？如何把這個小小劇場空間放大想像，成為你自己的精神世界？諸如這種變化的能力很重要。」 傳承美學技藝 讓微觀走向宏觀的觀察 「我這年紀，差不多就這樣了！」王墨林把自己說得淡然。他看著身旁的楊奇殷說，「他們需要舞台需要空間發展。做獨角戲很好的感覺就是，可以把我40、50年來的身體美學技藝傳承下去。」 「我就是要讓年輕人站在前面，但是他一點準備都沒有，不明究裡的人會想『這個演員怎麼得獎的啊』！」王墨林說的是頒獎典禮那天。聚光燈打在舞台上代表領獎的導演黎煥雄及演員楊奇殷身上，來賓眼神全投向激動情緒哽咽的兩人；而炫目鎂光沒照到的，舞台下，王墨林，原本一雙瞇瞇眼，此時瞇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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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大師 In Memoriam華文漪駕鶴西去 從此世間無美人
（印度神童預言4月13有大事，世人紛紛猜測，是疫情、地震還是經濟，對我而言，竟應驗在華美人駕鶴西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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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二） Focus 他們眼中的《一一》
有一就有二
當NJ在日本與舊情人敘舊時，婷婷也在台北與胖子約會。片中特別藉雙方對話突顯出，同一時間在台北是9點，而日本是10點。時間有差，但主旋律一致，曲式由散到聚到散，不同時、空的複疊，自成一首賦格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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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楊士慶 逛街找靈光 「有趣」就是我的關鍵字
打開楊士慶的作品集網站，濃厚的手作感馬上抓住觀者的視線，拼貼物件與手寫手畫的文字與線條，似乎更觸動人心底層根本的想望。從唱片封面到演出海報，楊士慶的設計會從逛街開始，在各種材質的集散地尋索創意靈光。 曾為動見体《不好意思，可以幫我們拍個照嗎？》、台南人劇團《大動物園》與楊景翔演劇團《我為你押韻情歌Revival》等演出打造主視覺，楊士慶說他喜歡做表演藝術的案子，因為相較其他類型的設計案，案主在乎戲劇作品要傳達給大家什麼，願意接受設計專業的新想法，對畫面的接受度高，設計師的發揮空間也相對豐富。而他也希望透過幽默、有趣的設計得以讓更多人、甚至越過同溫層的門檻，願意出門進劇場看戲，或購買一張實體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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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陳世川 以簡馭繁 「客觀」幫創作者面對市場
操刀過《我的少女時代》、《刺客聶隱娘》、《行者》等多部電影的海報，陳世川以個性獨特的主視覺標準字與簡約的畫面令人眼睛一亮，成功讓作品在觀者腦中留下深刻印象。為布拉瑞揚舞團舞作《沒有害怕太陽和下雨》而寫的標準字，是他腦中一直想著海邊奔跑的布拉舞者肩上的漂流木，再轉化為充滿個性的線條，力道十足。 扛下主視覺重任的設計師得綜合行銷與創作兩端的意見，陳世川說：「我可以用很理性客觀的角度看創作，又能很自戀地去創作，我可以站在中間。」這個客觀就可以體現在視覺上面，也較有機會成為更吸引人的畫面，而設計要做的，就是幫創作者想像面對市場的個性，幫助他轉換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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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填補江、雲的人生留白 賴聲川再寫生命與時代
膾炙人口、演遍華人世界的《暗戀桃花源》，其中的戲中戲〈暗戀〉說的正是1949年從中國流離到台灣的那一代人的故事，賴聲川從此中發展出續篇《江／雲．之／間》，透過書信體為兩位主角寫出人生滄桑，除了邀歷任擔綱江濱柳與雲之凡的演員執筆寫「信」或提供意見為戲增添血肉，也透過九宮格的舞台，讓錯綜複雜的人物劇情在其中流動，更隱喻了人在時代洪流中的渺小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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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群像 開演前一百小時
國光劇團舞監林雅惠 閻羅夢境後的幕啟幕落
進入劇場時，舞臺監督林雅惠會先拍下第一張照片，然後在拆臺、準備離開時再拍最後一張照片，作為真正的開始與結束。 她說：「不可能有一百分的呈現。就是希望這個空間裡的靈可以協助我們，很順利地完成這次演出。」這完全是由心出發、屬於自己的。她是，國光劇團的舞臺監督林雅惠。從幕前到幕後，被稱做舞監的角色，在演出大幕拉起來前究竟有什麼工作，或專屬她自己的個人儀式？ 她說，臺南市文化中心會在拆臺後把所有燈都調直，格外地美。她帶點俏皮地說：「恰恰你們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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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身體的失落、消亡與生機
近年常見於「科技舞蹈」（註1）的創作主軸，時常聚焦科技、機器與人類身體的界線，以及兩者的糾纏與拉鋸。可惜的是，作品中所涉及的身體與主體性論題，卻仍未被充分討論與細究。 科技、技術、機器與身體、主體、存有之間，往往被理解成為對立與互相競逐的，尤其如今的AI愈來愈具有高度學習和自我進化能力，不僅挑戰何謂「人」的創造力，甚至更威脅到「人」的存在基礎，於是AI在召喚的是一個反覆出現的命題：究竟人類身體會掌控科技，抑或是科技會控制身體。當「身體」與「科技」成為二元對立的主體問題，從此二元性開展出的辯證，便總圍繞在是人類的肉身身體作為主體，還是肉身身體將被科技消除主體，而此主體悖論可能的解方，往往指向人機共構的「賽博格」（cyborg）。 在這條軸線上，2012年編舞家黃翊聚焦人機共舞的《黃翊與庫卡》是經典案例，2019年編舞家鄭宗龍的《毛月亮》，則在企圖挖掘科技宰制裡具原始性的肉身騷動中，顯露出肉身身體本位者對於科技物充滿不安的恐懼。若要論目前對人╱機界線辯證地最為完整的編舞家，謝杰樺從《Second Body》到《肉身賽博格》的創作歷程，應可作為其代表。 科技與身體的關係可以是非零和賽局嗎？ 謝杰樺於2014年創作的《Second Body》，以4組Kinect感應器架構八米見方舞台，並將點雲影像以360度光雕投影覆蓋於舞者身體上，企圖以影像資訊入侵人類肉身並產生纏鬥，但此時賽博格肉身的形象尚未建構完全。直到2023年首演的《肉身賽博格》，謝杰樺加入線上觀眾的串流（live-streaming）與AI生成（generative）影像，並透過視訊鏡頭、現場掃描、舞者手持攝影機的影像，由演算法將觀眾們與舞者的面孔即時生成為「臉的集合」，再變化為舞者的影像複本與數位替身（avatar），舞者再將此替身影像與部分的身體部位進行拼接。 也就是說，從《Second Body》到《肉身賽博格》的過程，是從封閉影像機器的模控系統（cybernetic），朝向更開放且不可預測的AI機器學習，且透過多重的鏡頭與螢幕，組裝出碎裂的賽博格女體形象。然而，《肉身賽博格》最耐人尋味的，莫過於最後一幕已被賽博格化的舞者肉身與替身們，一致走向並消失在舞台後方發亮的投影機光源中，這似乎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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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阿道．巴辣夫．冉而山 X 瓦旦． 督喜身行未知的複數差異，交換無盡的神話與歌（上）
探究台灣身體表演，無法忽視當代原住民藝術。歷經多重殖民與遷移的過往，具原民背景的藝術家在創作之始，面對的往往不只媒材與主題，而總是觸及生活環境、族群政治、身分建構和自我認同下，現實及幽靈相互糾纏的生存狀態。 近年，「亞洲」成為新一波策展潮流，具原民背景的藝術家似乎也被推上浪頭。阿道．巴辣夫．冉而山（Adaw Palaf Langasan）與瓦旦．督喜（Watan Tusi）兩位不同世代的創作者，都在成長階段自部落來到台北，於90年代先後加入「原舞者」舞團，其後各自開展饒富哲思與隱喻的身體實踐。 在他們身上，亞洲不僅不是一道理所當然的命題，亞洲概念對他們個人和創作的作用力，更突顯了其處境之殊異。阿道從寫作出發，投身揉合樂舞、行為、神話與劇場的道路；瓦旦以田野記錄「腳譜」，在重構土地與身體的關係中挖掘樂舞創作的可能。他們的經驗與思索，也許是能帶我們穿越亞洲迷障的引路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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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阿道．巴辣夫．冉而山 X 瓦旦． 督喜身行未知的複數差異，交換無盡的神話與歌（下）
吳：回到你們各自的方法跟思維，要如何透過創作展開對原民或是南島新的想像？例如原民祭儀是以歌帶舞，早期原舞者也是，可是你們都是把歌和舞分離，重新尋找新的語彙？ 瓦：在原舞者時比較琢磨唱歌，歌學很久才會動身體，強調歌跟身體合在一起，不會單獨講身體。我覺得再怎麼唱都不會是以前老人家的唱腔，我們都講漢語，但老人家的唱歌方式跟語言有關。我們並非時時刻刻都沉浸在歌謠跟舞蹈中，都在「練習」唱歌跳舞。我沒辦法用族語即興編詞，只能唱記錄的詞，但是不是可以保有我當下的身體？ 現在原住民有很多舞蹈比賽或族語競賽，譬如像排灣族的勇士舞比賽，非常強調氣勢、整齊劃一，看不到個人。回想布農族老人家，我聽得到每個人的聲線，一起唱的時候能量很大。現在如果要聽到原住民唱歌，就要看表演，部落很難聽到。除非是祭儀、聚會，或是卡拉OK。語言也是，我評過族語比賽，有一種奇怪的腔，跟教學有關係。當族語變成教育，就像學英文從a到z學單字。教會裡用族語講聖經，透過拼音系統去理解聲音，不是為了傳承語言而是翻譯經文。族語本來就不是用看的，所以拼音看不到身體。老人家說在山裡不能忘記身體，如果忘記就會迷路。很多方向感的話語是從身體出發，用身體去感受。如果可以從語言或身體產生連結，會不會闢出一條新的路徑？當我們靜下心是用什麼語言在思考？我最近在談自己沒辦法用族語講創作，我不會用族語想事情，還是要透過漢語再重新去貼近自己的語言。 道：我不會以歌或舞來做作品，我會先用劇綱，內有對話或歌謠或肢體動作，把神話故事分成幾段，各段落間會穿插行為藝術或小戲劇，並要與神話各段落的小主題有關來創作，且希望與近現代有關。譬如上次演《天梯》（2022），神話故事的主角Fotong做出陀螺，陀螺一輪轉草木都倒了，就可以耕作了，他種了竹子、南瓜。起先我真的看不懂，一直逼自己要看懂，就想到陀螺在轉，是不是跟割草機的原理一樣？再來圓形不也是「推動文明的輪子」嗎？譬如車輪、飛機推進器不是圓的嗎？原住民的祭儀樂舞更是圓圈的。現在才慢慢知道什麼叫神話故事，除了有隱喻和象徵性外，還有延伸的意涵。第二段是部落想要辦I 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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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姚立群Ｘ鄭慧華跳脫虛幻的亞洲，以空間策展建構關係的平台（上）
與其說是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理軸線轉移，倒不如說是從地緣到邊緣的批判思維與策展實驗，推使這場對談向多重的歷史經驗開展立方計劃空間的共同創辦人與藝術總監鄭慧華，以推廣當代藝術、整合藝術歷史脈絡、聯繫國際與在地網絡為使命，自2010年起開始營運立方計劃空間，讓此處成為一個展場與講座、交流、資料庫功能的複合藝文空間。而2005年起承接牯嶺街小劇場營運的身體氣象館，則由館長姚立群領軍，著重於小劇場發展的文化整體脈絡，希望開創一個多元面向的創意空間，形塑其公共性，成為「亞洲實驗劇場中心」。 在對談中，兩人分別由電影、劇場與視覺藝術領域交互視野。對他們而言，「亞洲」或許僅是一個虛幻概念，當「亞洲不亞洲」反而更能形成意識形態的抵抗。如同展演空間並不只為展演，卻是檔案的匯聚點，以此建構關係與對話的平台，藉由人與人的相遇迸發可能，讓深度的交流在此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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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亞洲冷戰戒嚴史劇場」的聲音政治與歷史回聲
若要以劇場聲音╱音樂設計的角度探論王墨林編導的「亞洲冷戰戒嚴史劇場」系列作品，得從2010年起流行音樂唱片製作人、黑名單工作室創辦人王明輝參與其劇場作品，擔任音樂設計說起。 王墨林在2010年後編導的劇作，有一個重大的變化，即是創作的歷史框架更擴大且逐步地聚焦於亞洲冷戰戒嚴史。此階段的劇作仍是聚焦他長期關切的「冷戰戒嚴」，但是劇作內容對話的歷史可追尋至台灣日據殖民時期與韓半島因美軍介入「三八線」民族分斷歷史中發生的共同歷史悲劇（見2019年《雙姝怨》新製版與2017年2018年《脫北者》），可向內更深地探視左翼批判知識分子的精神與生存狀態（見2010年《荒原：致台灣八○》），更擴及東亞與東南亞的冷戰戒嚴歷史的反覆探問（見2013年《安蒂岡妮》與《脫北者》），在這個過程中亦不乏試圖將「亞洲冷戰戒嚴史劇場」方法理論化的實驗性作品（見2015年起《哈姆雷特機器詮釋學》的系列巡演與探索工作）。與這個重大轉換同時發生的，即是王墨林邀請王明輝連續擔任劇作的音樂設計。 王明輝擔任音樂設計之時，除了延續其在唱片音樂製作、創作思維一貫表現的第三世界╱亞洲思想政治性，亦在劇場這一個不同於唱片製作的空間，因導演編導思想與劇本構思主題，而在劇場空間裡以音樂和聲音搭建起一個具情感連結性的亞洲歷史空間。王明輝作為劇場音樂設計參與王墨林編導的劇場製作至今，合作逾10部劇場作品。 以人性視角與聲景重建亞洲戒嚴史 上述以音樂和聲音搭建起一個亞洲歷史空間的工作方法，即以王墨林與王明輝在韓國與台灣共同製作的《再見！母親》（2010釜山，2011台北）為雛形。在2010年，王墨林先是受韓國釜山SHIIM劇團的邀請在釜山推出為紀念韓國工人鬥士全泰壹自焚40周年製作《再見！母親》，同一年在台灣推出《荒原：致台灣八○》。如果不以劇作在台灣演出的先後順序來探論，這兩部劇作同時推出，反映了王墨林的劇作思維，展現了面對亞洲與台灣的雙面性。 《荒原》由當下回憶、反思台灣80年代的解戒嚴時刻，更是他「透過作品對個人與民眾的關係」所做的回應（註1），亦探問批判知識分子如何面對後解嚴社會更深的精神困局。《再見！母親》則開始與亞洲韓國演員合作正式開啟「亞洲身體連結」，該劇在台灣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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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回望歷史
亞洲如何變成劇場？地理想像又如何在劇場推移出一種情感？其中歷史隨著编年史的方法論，將之空間分布連繫成一片地緣政治的歷史網絡，在地理學這樣的歷史敘述上，從而讓我們更為宏觀地看見過去，也能夠解釋了當代性的形成。 如果我們想弄清楚時下在所謂「轉型正義」內宣下，掀起小劇場「白恐戲」的一窩蜂現象，台灣在日殖及戰後冷戰戒嚴那個年代，左翼反體制人士與殖民政府及右翼國府鬥爭的歷史重大問題上，必然地也要反映出那個年代的共時性，也就是戰前亞洲淪為殖民地的國家，及冷戰亞洲掀起麥卡鍚主義的反共政治，這也是亞洲地緣網絡的交織，構成民眾反抗遭受壓抑歷史的互涉。 據此，並在與韓國進步的小劇場人士於2010年合作《再見母親》的基礎上，我們又共同發展出《安蒂岡妮》（2013）及《脫北者》（2017）等兩齣劇作，同時為表現時空分延而出的亞洲民眾共體性，先後加入了北京與馬華兩地演員，為亞洲冷戰背景下的民眾身體圖像，共同敘述出戰後史的幽明篇章。若加上2019年的《雙姝怨》，對日殖時期的「灣生」與台灣女子受到左翼運動的啓蒙，一起接受到女性主義的思想洗禮，卻雙雙遭遇被封建體制的輾壓。因此，以上三部劇作若冠以「冷戰三部曲」名之，亦意味為個人在創作歷程中的一個階段總结。 （編按）本單元輯錄長年與劇場導演王墨林合作的紀實攝影師許斌所拍攝的「冷戰三部曲」演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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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越過高牆的教育實踐
台灣的矯正機關由法務部所屬，包括監獄、技能訓練所、看守所、少年觀護所、戒治所和矯正學校等6類機構。傳統上，矯正機關主要專注於紀律、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等方面。然而，隨著對藝術教育價值的認識日益增加，愈來愈多的機關開始將藝術納入其輔導計畫。 在台灣的矯正學校和少年觀護所中，藝術教育被視為一種重要的復原工具。這些機構會導入外界資源，提供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戲劇和文學等多種藝術形式的教學課程。這些課程可以提供非行少年發展其創造力、表達情感、培養藝術技能和人文素養，增進自我認識，從而更好地處理情緒和壓力，避免再次犯罪，並營造一個相對積極的學習環境，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和社會適應能力。這樣的學習方式使得藝術教育在矯正機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提供了一種獨特的學習和發展機會，幫助收容人在改過自新的過程中找到自我表達和情緒釋放的方式。藝術教育的目標不僅是提供技術和技能的培養，更重要的是藉由藝術的力量，幫助收容人建立自信、增強情感表達能力、培養創造力和批判思考能力，進而促進其成功重返社會。 以目前可見的實踐方式中，台灣的矯正機關採取了幾種方式來推動藝術教育：首先，許多矯正機關舉辦了藝術工作坊和展覽活動，讓收容人參與繪畫、雕塑、戲劇、音樂和舞蹈等藝術活動。這些活動不僅提供了一個創造性的平台，讓他們展現才華，也讓他們有機會與社會互動。例如，台北監獄舉辦的藝術展覽吸引了大量觀眾，展示了收容人的藝術作品，展現他們的改變和成長。其次，許多少年矯正學校和少年觀護所實施了藝術治療計畫，通過藝術創作和表演來幫助受處分人處理情緒問題、增強心理健康。例如，新竹誠正中學與故宮合作、台灣好基金會合作的逆風計畫、雲門文教基金會以及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合作療育工作坊等，這些外部的社會資源提供音樂、舞蹈和戲劇等形式的媒介，幫助收容人減輕壓力，增強情緒表達能力，並促進個人成長和自我發展。 藝術，是一種不可言喻的語言，一種超越牢籠的自由，也是一種人類靈魂的昇華。在台灣的矯正機構中，當沉默的收容人們踏入藝術的殿堂，他們的內心被喚醒、被治癒。這股藝術之風悄然地輕輕吹過，力道雖然不大，但希望可以挑起更大的風力，引發最大的效益，以在法規政策、學校、社會等相關機構，相互協作構築一有益的網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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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年度現象表述深植於當下的特定關懷，台新藝術獎邁入20周年
2002年，我接到基金會黃韻瑾執行長電話，她提出主辦年度藝術獎的構想，徵詢我的個人意見。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省事事省（台語），並在對話中反覆表達對此有所保留的態度。這段對話，最後有什麼結論，印象已經模糊，總之，執行長的態度就是：勢在必行。 倏忽而過，就是20年，63個作品得獎，312個作品入圍決審，以第20屆的提名名單為計算參考，應有超過2000個作品獲得提名。以台灣藝術領域的規模而論，這些數字頗為可觀，或也可以代表台新藝術獎影響之廣至少就觀照範圍而論。 台新藝術獎是一個包括，並跨越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領域的獎項，以「突破框架」、「跨域對話」為目標的評審機制設計，是其有別於其他藝術獎項的自我定位特色。這樣的跨越對話，對入圍和獲獎名單的決定，乃至於對整體藝術生態的演變，有什麼具體的影響，需要更多資料的梳理、更細膩的分析，非本文所能處理，因此，我接下來的討論將會以表演藝術領域為主，雖不特別強調「突破框架」或「跨領域」的觀點，但並非不受影響，也會嘗試表達跨越的意識。 表演藝術獎項的前世今生 記憶所及，最早以表演藝術為範圍辦理競賽獎項的活動，應該是1999年由《中國時報》主辦，「表演藝術年度十大」與「晶球獎」（註1）網路票選活動，但之後因為客觀因素無法配合，表演藝術界缺乏共識，無疾而終。自此而後，即使偶有創立「台灣東尼獎」的呼籲，但終究未成氣候，2019年，文化部回應表演藝術聯盟所提出的呼籲，交付國家表演藝術中心進行諮詢研究，研議後續，但至今似乎也仍無具體規劃。 過往針對設立表演藝術專屬獎項的討論，多集中於如何有公平的評審機制，如何有更多獎項以提高鼓勵的效益，如何得到官方的支持與不介入的承諾，以及如何顧及觀眾（市場？）的反應，至於設立獎項的用意，無非就是對表演藝術工作者努力的肯定，並期待能刺激觀眾參與表演藝術的意願。 台新藝術獎之所以能夠持續舉辦20年，基礎厚實的民間基金會的支持，沒有官方介入的疑慮，當然是主要原因；年度聘任專責提名觀察委員的機制，提名、複審、決審的完整過程，是對「長期參與觀察」基準的回應；透過媒體與專業社群及社會的持續對話，因應外在環境改變的評審機制的調整，也強化了這個獎項的專業性與公共性。20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