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辦長笛音樂節，也是因為這一路走來，樊曼儂認識了很多長笛界的名師級演奏家，都成了朋友。「我不是以一位經紀人或安排音樂會的態度來相處，所以每一位接受到我的邀請來到台灣的，都可以發現原來他『回到家了』！」在這個家庭裡有很快樂的學習與表演的機會，從她這邊也認識了本地長笛界優秀的新生代，甚至看到了台灣這些年來發展與水準。
午後的辦公室，熱熱鬧鬧地聚集了一群人，有的開心地交談，有的切著蛋糕分送大家。暫且放下手邊繁忙的事務，這些國內長笛頂尖好手從各個角落群聚此地，為的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心目中的恩師，台灣的長笛教母──樊曼儂老師。
十九歲畢業踏入省交（今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成為最年輕的長笛首席，樊曼儂也同時展開教學生涯。從最開始沒有影印機、連樂譜都要自己手抄的年代至今四十多年，她所教導的徒子徒孫早已無可計數。教學、資助、鼓勵、引薦……在這多年的時光中最為人感佩的，就師生之間那份濃得化不開的恩情。若說台灣近二十年是長笛界飛快成長的年代，是因為有中堅分子投身於樂團、在各級學校的耕耘，那麼前二十年幫這些中堅分子建立深厚基礎的人中，樊曼儂是絕對佔了極為重要的地位。
長笛界就像一個大家族
台灣的器樂，除了早期鋼琴、絃樂之外，學習長笛的人數高居不下，也成為二十世紀下半的新寵，它受歡迎的程度使得不僅舊有曲目眾多、新曲子多、改編也多。但它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也相當有趣，有別於其他樂器的單打獨鬥，長笛界的發展，可說是「團結力量大」！樊曼儂指出，很少聽到其他樂器有世界性的組織，但長笛的協會及國際性的活動卻是不勝枚舉。從北美、澳洲、歐洲乃至亞洲的日本、韓國都有年會及長笛藝術節的舉辦。這個現象的產生其來有自，樊曼儂表示：「長笛界都是以家族建立，到國外進入大堂，滿座的學生、老師、演奏家，無論委內瑞拉、古巴，任何來自各國的長笛家，都會覺得自己是處在一個大家庭之中。」
回想起教學的過程，她認為自己學習的過程非常順利。因為父親樊華是台灣首任國防部示範樂隊隊長兼指揮，有父親的「加持」，與父親的老師、父親的同學相互影響，她從未感到有什麼困難。但開始在藝專任教時，卻遭遇到了瓶頸，因為她始終不知道「為什麼我會，但其他同學卻不會？」為此，她謙虛地說自己花了五年「與學弟學妹學習」。學習別人所遭遇到的問題，再以自己的經驗想辦法幫學生解決。幸運的是這麼多年來，她覺得自己並不完全只是「教學生」，她說：「很多都是學生給我的，所以是我向學生學習了很多東西！」
來參加藝術節就像回到家
每當發現國際舞台上有傑出的長笛演奏家，一定主動邀請他們來台演出，每當慧眼「預」見前瞻性高的學生，必定慷慨推薦，樊曼儂的愛才，是眾所皆知的。對於藝術推廣不遺餘力的她，終於在二○○六年開啟了第一屆國際長笛藝術節的活動。痛下決心的她說：「接觸這麼多音樂家，讓我開始思考，新象藝術節辦了二、三十屆、環境藝穗節也辦了二十幾屆，而我『是怎麼了』……」決定辦長笛音樂節，也是因為這一路走來，認識了很多長笛界的名師級演奏家，都成了朋友。「我不是以一位經紀人或安排音樂會的態度來相處，所以每一位接受到我的邀請來到台灣的，都可以發現原來他『回到家了』！」在這個家庭裡有很快樂的學習與表演的機會，從她這邊也認識了本地長笛界優秀的新生代，甚至看到了台灣這些年來發展與水準。「藝術節結束後，與各位大師在擁抱分離的剎那，他們都感覺到了跟自己參加過、甚至自己經營過的藝術節有相當大的區別。」
最特別的是所有大師來參與藝術節，除了演奏會外，都被要求舉行一場戶外講座，內容包括音樂會的節目、自己安排的經驗分享。所以，每天聽音樂會之前的六點到七點鐘，觀眾可以與大師在戶外面對面地交流。貼心的她還設計了「愛心時間」，為大家準備三明治，讓趕來聽音樂會、沒有時間用餐的朋友們可以一邊享用、一邊與大師聊音樂。
講座、演出 活動規模盛大
二十幾場演講，包括台灣新生代的演出，規模的盛大可說是破天荒，而其中最有趣的故事，就是那位高齡八十一歲的葛拉夫（Peter-Lukas Graf）爺爺了！對專業的堅持讓他在大師班完全不留情面，但即使要挨罵，學生們為了進步也硬著頭皮去報名參加。課堂上，被罵到痛哭流涕的劇碼可說是每天上演。明白這樣的狀況，心疼孩子們的樊曼儂於是常常不經意地「現身」在現場，看到她的出現，葛拉夫就只好稍稍收斂一點脾氣。因此她開玩笑地說：「舉辦大師班講座的心情對我來講，是又驚又喜、又愛又怕被傷害！」
為了第二屆國際長笛藝術節，學生們自動回籠、投入協助。以往傳授知識，如今成為資訊集中的核心；以往「不知道為什麼別人不會」，現在已經是「他們會的我不會」！樊曼儂這個長笛的大家族：「願意與別人在一起，也歡迎他人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