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赴歐洲發展舞蹈之路的台灣舞者，除了浸淫豐厚文化底蘊的人文環境，工作過程中，多樣化的訓練、對舞者創作能力的重視、編舞家的尊重、有保障的工作環境，都為他們帶來全新的激盪與體驗。
從台灣舞者的角度來看，長年旅居奧地利的施坤成、旅德的蔣秋娥和郭慕儀，以及比利時的王國權與蘇文琪，他們浸淫在歐洲文化底蘊所發展出來的創作風格與生活方式，是歐洲編舞家普遍對舞者付出的尊重，與強調來自舞者本身與團體共同激盪出的創作思維，都為他們帶來不同以往的新體驗。
備受編舞家尊重，工作環境有保障
施坤成早期修習聲樂，舞蹈原是他教授音樂之外的閒暇運動。在劉鳳學博士位於新生南路的教室，從舞蹈教室跳到藝術殿堂。一九九○年歐洲自助旅行的經驗，讓他愛上歐洲的生活步調。「剛到歐洲發現有好多事情做，一點都不孤獨。」他比喻歐洲是一個「染缸的文化」、「慢」的文化，當沉浸在那股悠閒與緩慢的步調中越久，越能體會歐洲式的悠閒與自在。
「我喜歡奧地利的原因是它對藝術家很尊重。」施坤成說。在歐洲許多作品是由編舞家與舞者相互激盪出來，所以編舞家抱著尊重的心態與舞者工作，感激你的經驗化為他作品的一部分。他認為編舞家需要不同的元素激化靈感，因為自己文化的不同，常會有異於其他舞者的思維模式與對作品演繹的方式。
蔣秋娥在一九九一年就已成立「台北室內芭蕾舞團」，一九九八年時向文建會的申請經費，希望以三個月的計畫，觀察十個歐洲舞團的經營模式與創作，學習怎麼作一名總監、編舞者與舞者。在出國前接到旅德編舞家余能盛的一通電話，她臨時頂替了一位受傷舞者的角色，改變了她的人生路徑，自此展開九年旅德的芭蕾舞者生涯。
當余能盛轉往奧地利發展，蔣秋娥轉往德國葛森克臣市立歌劇院 （Musiktheater im Revier Gelsenkirchen）工作，在這裡無論工作時數、醫療、保險等都受到很好的福利保障，在劇院的工作是緊湊而規律的，「每天工作四小時、休息四小時、再工作四小時……。」從她的經驗，她認為「舞者最好的狀態是一個代言人」用自己的肢體語彙展現編舞者的創作意念。而編舞者也非常尊重舞者，有時編舞家希望看到舞者有哪些部分是他不曾發掘的，他們也會問「我是否有把你最好的地方充分展現？」
訓練方式多樣化 著重即興創作能力
郭慕儀在文化大學畢業後，因為古名伸老師的建議，決定前往歐洲進修。碧娜．鮑許在台灣演出的《康乃馨》是她對德國的重要印象，於是在一九九八年，前往德國福克旺學院進修。除了學校及日常生活需要德文，在舞團工作仍需以英文交流。
她表示，在歐洲舞者的訓練方式非常多樣化，從傳統的芭蕾、各派現代舞到瑜伽、中國功夫、太極、皮拉提斯、默劇、戲劇等各式各樣有關舞台表演的訓練都被廣泛接受及運用。她說：「撇開技術性來說，即興創作其實才是台灣舞者最大的弱點。」創作在歐洲是一門非常專業而熱門的課程，從編舞到動作的啟發，有很多的系統和方法被發展出來。在歐洲很多編舞者只負責「導」，而把「編」的工作完全交付給舞者，所以舞者的創作能力非常重要，在舞團甄試時創作幾乎是必考的項目。
王國權因法國電影《戰火浮生錄》Les uns et les autres中的舞蹈場景吸引，而開啟旅歐的舞蹈夢。在一九九○年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Bruxelles）發展，二○○四年轉往瑞士，首次創作發表於一九九五年，舞台上的表現備受讚賞。他說：在一九八九年隨「台北民族舞團」出訪歐洲的行程中，每有空檔，他就與當地舞團徵求上課的機會，並參加舞者徵選。因此，在出國前已做好壯士斷腕的心理準備，「短期間是不可能回來台灣，所以再苦也要撐下去。」他提及歐洲舞團講求舞者的獨特個性，排練時的創意表現顯得非常重要。台灣的舞者在舞台上的專注力與對細節的掌握都是一種優勢，但台灣舞者較為壓抑，在創作上相對薄弱。他認為，若能克服這一點，台灣舞者往往就有出色的表現。
放下台灣觀念 融入歐洲人文環境
前光環舞集舞者蘇文琪，除了舞者身分之外，二○○一年起也陸續發表獨舞。她以比利時布魯塞爾Kobalt Works當代舞團，作為個人開啟舞蹈的新頁。舞團的成員都是長期合作的自由舞者，每年固定三個月一起工作，相互激盪出作品，比起在台灣更多了思考與邏輯上的訓練。她提及在光環做動作的態度，是一直潛藏於身體內部最基本的語彙。她說：「運用的動作很簡單，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去感覺那個動作。」長期練習太極與氣功的德籍編舞家艾柯．倫茲（Arco Renz），也看到了她的特質與態度。
雖然這些舞者都在歐洲不同風格的舞團與國家發展，但是一致都認為舞者的創造力與獨特性，是前往歐洲發展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這樣的文化差異性也會帶來新奇與誤解，所以學習當地的語言，把台灣的觀念暫時拋開，融入歐洲人文薈萃的環境是非常重要的。當你靜下心來，深吸一口氣，將台灣快速的節奏放掉，便能體會歐洲文化帶來的自在與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