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世紀後的以色列音樂，充滿了原創與融合的能量，似乎也對以阿之間緊繃的政治壓力免疫，身分逐漸受到認可的阿拉伯居民與少數民族因此也加入這個文化大熔爐，百家爭鳴的跨界風格，成為新生代音樂人的標記。古典與搖滾的相遇、爵士與中東的邂垢、東歐巴爾幹與印度的交流，葉門古調與鄉村藍調的對話，摩洛哥與阿根廷共譜的異國戀曲，靈魂深處，他們從不吝於藉著音樂，表達內心對世界大同與族群和解的渴望。
以色列，這個以《聖經》中記載上帝賜給猶太民族十二支派始祖雅各的新稱號來命名、一九四八年於巴勒斯坦建立的堅實小國，自一九六七年與埃及的「六日戰爭」、拓張並奠定以色列的領土主權以來，四十多年過去，國際局勢的焦點從未離開過這塊土地。即便人口不足八百萬，它的百姓們註定不會從人類歷史中一頁頁驚濤駭浪的史詩傳奇中缺席。它的美麗、驕傲、哀愁、霸氣，樣樣鮮明的性格，造就一個除了能隨時面對危機、更在各方面的發展不遑多讓、令人為之驚豔的民族風貌。
如果說猶太人在世界上有什麼重要的人文成就，那絕非「音樂」莫屬！若缺少了被稱為「上帝的選民」猶太民族的貢獻，那麼音樂的發展將與今天的面貌天差地遠。猶太民族有多麼重視音樂，從聖經所記載的拉麥——為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先，到大衛王少年時期如何演奏豎琴以驅逐掃羅王的病痛，以及他情感澎湃的大作《詩篇》中遍布對音樂佐以詩歌的描述，便可見一般。
打造歐洲古典音樂的基石
西元一三五年，猶太人被羅馬政府從巴勒斯坦驅逐，之後散居在近東、沿地中海南北岸、中西歐地區，直到西元一四九二年阿拉伯人完全結束在西班牙的統治之後，向來較不受基督徒歡迎的猶太人被迫往東北方遷移，在這近兩千年歷史的長河之中，無論身在何處，猶太人對歐亞大陸音樂發展的貢獻一直相當卓著。伊斯蘭世界的後伍麥葉王朝（a1-Umawiyyun al-Andalus），是保存阿拉伯傳統音樂最大的主力，猶太人（被稱作Sephardi Jews）在其治轄下，其音樂家們協助建立安達魯西亞（Andalusian）風格的古典曲目，並將其帶進後來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這些輝煌音樂成就所帶來的影響，成為在以拜占庭為首所發展的宗教音樂之外，另一塊奠定這三百多年來歐洲古典音樂偉大成就的基石。
即便是後來遷徙至東歐時期的猶太人（Ashkenazi Jews），猶太樂團也幾乎包辦了當地婚禮和社交音樂的演出，成為保存東歐民間音樂的重要推手。而這個善於經商的民族，到了工業革命時期，成為中產階級主力，遂能培養出許多古典音樂的大師們如孟德爾頌、馬勒、米堯、魯賓斯坦等。就連爵士樂的發展、百老匯的音樂劇，都是在蓋希文、貝爾林（Irving Berlin）等作曲家手中，融入古典音樂與意第緒音樂劇（Yiddish Theater）的元素，結合美國音樂的傳統，才能塑造其日後豐富樣貌的雛型。一個如此重視音樂、熱愛音樂的民族，在風雨飄搖中重建自己的國家之後，當地的音樂發展又呈現如何精采的形貌呢？這段歷史回顧似乎已說明一切。
來自世界超過一百廿個國家、具備猶太或阿拉伯血統的移民齊聚一堂，以色列可能是人口不足一千萬的國家中，文化最為多元的地方。當地音樂所展現的型態，是來自東方與西方各類樂種的融合與質變。顯然，古典音樂的發達仍不容小覷，除了當今在樂壇發光發熱的巴倫波英、帕爾曼等大師，綜覽蕭邦、柴科夫斯基、伊莉莎白皇后、里茲、到范．克萊本等各個國際重量級的鋼琴、小提琴競賽，每一項比賽大獎都曾頒給來自以色列的得主。至於繁衍於以色列自身的音樂同樣是令人驚嘆的：在根據猶太教神秘主義傳統 （Hasidic Judaism）及巴勒斯坦所流傳下來的古老曲調之上，來自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希臘、土耳其、摩洛哥、葉門、伊拉克、甚至衣索比亞與拉丁美洲的元素，皆在今日融入了古老的猶太靈魂之中，那跨越時空的面貌，超越我們對聽覺的想像。
多元文化匯聚多元音樂
在以色列，沒有任何音樂可以被「刻板印象」這個詞彙所局限。當復國主義最早於十九世紀末在歐陸展開時，以希伯來語演唱的德國或俄羅斯民謠開始激發猶太民族對那熟悉又陌生的故土之嚮往。自從接受歐洲文化薰陶的音樂家們來到這裡開疆闢土，他們當中的錫安主義者（Zionist）便開始積極努力地，從那仍保存於葉門的古老巴勒斯坦旋律中，找尋屬於以色列百姓的民族之聲，在透過民間與宗教傳統保留下來的斷簡殘編之中重建、蒐集各式代表希伯來精神的曲調，貝都因（Bedouin）的神秘與斯拉夫的豪邁在其中相遇，屬於以色列復國初期的新民族音樂雛型也因此誕生了。然而，即便來自各方的族群構成了多元的新猶太之聲，在經歷慘絕人寰的世紀苦難後，國族主義的精神，仍不免成為這個立國於二次大戰後新興國家的主旋律，一首首遊走於自然小音階與大音階之間、充滿哀慟但又不時流露出剛毅與不屈不饒之精神的曲調，於大街小巷裡傳唱著，當時出自名作曲家Naomi Shemer手筆的《金黃的的耶路撒冷》 Jerusalem of Gold就是典型的代表作。
這首創作於「六日戰爭」前的名曲，其激勵人心的程度，甚至被譽為是奠定以色列勝利基石的關鍵。在收復耶路撒冷古城，打贏對以色列人而言的這場「聖戰」之後，整個經濟文化的蛻變成長由此開始——之前甚至未批准披頭四到以色列演出的政府當局，開始放寬各種音樂活動的舉辦，真正屬於多樣族群的以色列風貌也從此展現。先是地中海風格，一種稱為Muzika Mizrahit、跟北非連結較深的音樂開始受到歡迎，後來，特別是源自希臘的Rumbetiko城市音樂，輕鬆優雅的愜意解放了以色列人長期以來緊箍於愛國主義中的壓抑情緒，成為以色列流行與民謠風音樂不可或缺的元素。接著是錫安主義者曾經發掘於葉門的古巴勒斯坦音樂傳統Yamenite，在一九八○年代，藉由Ofra Haza這位以此種空靈的古法吟謠風格在國際舞台建立高知名度的歌手之推廣，從此更加穩固以色列式的東方神秘色彩在其主流音樂中的地位。
除此之外，以色列建國前兩大移民背景所使用的方言：意第緒語（Yiddish）和拉帝諾語（Ladino）民謠，也在此時逐漸贏得廣大的聽眾，不僅是懷舊的老一輩居民需要這些歌曲為他們抒發思鄉之情，年輕人也成為這些歌曲的擁護者與發揚者。來自流放時期的地方音樂，如東歐的Klezmer與源自安達魯西亞、混合北非與中東風格的Sephardic音樂、衣索比亞的Amharic音樂等，也伴隨這些歌曲在人們生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至於爵士樂與搖滾樂的蓬勃發展，毫無疑問也是自一九七○年代後才開始。以特拉維夫作為基地所發展出的俱樂部與地下樂團，龐克、重金屬、前衛、甚至迷幻電音搖滾等，百花齊放，一直到一九九○年代前期，搖滾樂總能占有年輕人心目中主流音樂的寶座。時至今日，迷幻電音（psy-trance electronic）仍在當地展現無與倫比的魅力，特別是融合中東與印度氛圍的東方神秘，更吸引了全球喜愛以色列系風格的廣大電音迷，以「受污染的磨菇」（Infected Mushroom）為首，每年總有十來位的電音高手榮登全球百大DJ菁英榜。爵士音樂的成果相對來說，是最晚在以色列開花結果的。這種藝術音樂的養成如同古典音樂，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孕育。四十多年來，美籍音樂家常駐當地的推廣、耕耘，與學成歸國專業好手在爵士教育上不遺餘力，造就包括Avishai Cohen在內等多位以色列青年才俊在國際樂壇嶄露頭角，形成本世紀爵士樂壇的一股新勢力。
傳達和平心願的四海之聲
廿一世紀後的以色列音樂，充滿了原創與融合的能量，似乎也對以阿之間緊繃的政治壓力免疫，身分逐漸受到認可的阿拉伯居民與少數民族因此也加入這個文化大熔爐，百家爭鳴的跨界風格，成為新生代音樂人的標記。古典與搖滾的相遇、爵士與中東的邂垢、東歐巴爾幹與印度的交流，葉門古調與鄉村藍調的對話，摩洛哥與阿根廷共譜的異國戀曲，靈魂深處，他們從不吝於藉著音樂，表達內心對世界大同與族群和解的深切渴望。
今日，我們在新聞媒體上看到的以色列觀點，往往只呈現官方為了政治利益、憑藉美國的支持來對抗周邊巴勒斯坦人與伊斯蘭世界的一面，事實上，以色列的音樂家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努力地促進族群融合、訴求和平與正義。巴倫波英將猶太與阿拉伯青年集結起來成立的West-Eastern Divan管絃樂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外，不少當地知名的歌手如Ariel Zilber等，常藉由創作以表達對政府的嚴正抗議，特別是針對○五年加薩走廊撤退與封鎖行動的不當政策，使得當地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政府產生更大的反彈，延燒至今。
以色列豐富的音樂面貌，在原本情感就特別激昂澎湃的近東各民族音樂當中，格外顯得充滿人道關懷與對國家的情感。它可以是歡快、性靈、積極進取的，但也可以是哀愁、迷幻、頹廢的。在面積只約兩個北京市這麼大的國界內，容納了包羅萬象的四海之聲，以色列，是一個屹立在亞非大陸交界處，以琴弦撥開淚水、以歌聲代替擁抱，值得我們心領神往的音樂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