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流浪神狗人》廣為人知的導演陳芯宜，把拍攝無垢舞蹈劇場十年的成果，剪輯成紀錄片《行者》，將在近期上映。鏡頭下關懷人物類型廣泛的她，曾經陷入創作的瓶頸與困惑，因為早期的劇場與身體訓練經驗，她讓自己的關注回到人的身體上，拍攝編舞家林麗珍或舞踏家秦Kanoko，對她而言，都是在試圖回答對生命的疑問。
二○一四年，隨著無垢舞蹈劇場的《觀》二度在台公演，陳芯宜導演拍攝無垢的紀錄片《行者》也將上映。她在○七年以《流浪神狗人》一片廣為觀眾所知，但其實早在二○○○年，她的第一部劇情片《我叫阿銘啦》就已頗受各界好評。這些作品之外，她還拍攝了大量記錄身體藝術、聲音藝術創作者的影像，也將陸續剪輯成型。
在她的鏡頭裡，關懷的人物類型廣泛，有社會最底層的遊民、在社會結構擠壓下無路可出的原住民、生活優渥卻精神苦悶的都會家庭，也有各式各樣將生命投注於藝術的創作者。為什麼是這些人？這一路拍攝下來，形成一道什麼樣的軌跡？其實，她在拍攝的，不只是那個對象，她說：「我是在找答案。」
我要真正的交談
就讀廣告科系的陳芯宜，並未在學校的教學中獲得想要的養分。因緣際會下進入黃明川的工作室實習，跟著黃導跑遍台灣各個角落，也參與《解放前衛》系列影片的拍攝過程，這才學會了攝影、燈光、剪接等拍攝電影的核心技術。而在這些拍攝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因緣，也影響了她日後的創作路徑。
另一方面，大學時一堂「生命哲學」課，她以遊民為對象，到平安居採訪遊民，作了一篇報告。報告做完了，但「過程覺得很不對勁，就是像這樣坐下來採訪，你問他什麼他就回答是啊、不是，那不是一個真正的交談。我後來自己覺得很在乎是不是真實的交談，而不是單一面向或被迫坐在這邊。」後來她就主動去遊民聚集的地區，主動和他們聊天，後來還因此寫成了《我叫阿銘啦》的劇本，踏上導演之路。
而這種不滿足於表面交流的性格，也延續到她日後的所有拍攝工作。
自我的困境
拍完《我叫阿銘啦》後，影片雖然獲得國內外獎項與好評，卻造成新的壓力，有環境上和自己創作上的壓力，寫不出第二個劇本，後來竟陷入憂鬱症。「《流浪神狗人》裡青青的角色就有移植了憂鬱症的經驗。我好一陣子走不出來，有一天覺得不行了。所以就回頭去找我最有興趣的東西，來尋找答案：當人生陷入失落的時候要靠什麼東西站起來？」
她的目光回到人的身體上。陳芯宜早年就接觸過各種身體訓練，從太極、瑜珈到舞踏，談到舞踏，她說：「那時候上Rika（日本舞踏藝術家秦Kanoko，在台創立「黃蝶南天舞踏團」）的課覺得太震撼，雖然以前看過舞踏，但從來沒有真實的人在你面前，而且不是在演出的狀態，而是在教你舞踏時就看到這麼強的能量撞過來。」另一方面，常在劇場圈打滾的她，說到表演藝術：「常覺得好看是好看，漂亮是漂亮，但是打不到心裡，總是覺得有隔閡。所以一直有疑問，藝術到底是什麼，美到底是什麼，看愈多表演愈找不到答案。後來就去回想Rika為什麼讓我那麼震撼。舞踏很醜，但能量極強，那到底是什麼？我很想去找那個東西。」
二○○四年，黃蝶南天舞踏團籌備成立，Rika要推出第一個舞踏作品，陳芯宜開始拍攝Rika。同年，創立無垢舞蹈劇場的林麗珍獲得國家文藝獎，陳芯宜又接下了拍攝紀錄短片的工作。對她來講，一個月拍出來的短片當然不夠，記錄這些人，她的目標從來不是完成一支片子，而是在試圖回答對生命的疑問，因此也從未想過會拍多久，一晃眼，十年過去，有了現在的《行者》。
「第一次見到林老師有點嚇到，也是能量很強的人，我跟她報告要怎麼拍。通常我採訪你，你就是主角，講你的事情。但林麗珍老師不是，她說要先看我的作品，我就把之前的片子寄給她看，第一次見面喝茶，講的不是她，是我的電影，她說看了三遍，哪裡很感動怎麼樣的，最後跟我說，妳不要來拍紀錄片，妳應該繼續拍劇情片。那次也是一個真正的對話。那時候我一直在找藝術可以打動我的東西是什麼，不管在林麗珍或Rika身上都是，其實很簡單的，老師一直在講心最重要，有沒有盡到全力，心有沒有到達那個點，那東西就會動人，她們都有同樣的特質。一個很乾淨、潔白，一個非常髒、暗黑。但其實都用同樣的方式，很儀式性的東西，在引導人進入內在的世界。」
於是這部《行者》也不只是一支紀錄片，她說：「我一直覺得比較像是一個禮物。」她最終的目的不是呈現林麗珍或Rika的藝術，而是一種看待生命、看待身體的方式。整個消費型社會對生命、對身體的鉗制、消耗，造成人性與社會的破壞，如果能把這十年來感受到的這些能量讓社會的各個角落接收到，而且能夠實踐的話，她想，這世界會有所不同。
在生命面前，藝術何為？
拍攝紀錄片到後來，產生了新的疑問，她已經太熟悉拍紀錄片這回事，卻突然想抗拒拿起攝影機的反射動作，有時一個人生命的精華時刻，會讓人只是想在那裡感受，而非拿起攝影機；另一方面也因為，既然是在找答案，甚至連片子也不用拍了。「Rika曾講過她的老師栗太郎，晚年比較少在演出，有人問他，怎麼沒有繼續在做舞踏，結果他反問，難道你沒有看到我正在做舞踏嗎？他的生活就是舞踏的一部分。」不只不必拍片，連藝術的外在形式都可以捨去了。
早在拍攝《解放前衛》時，她負責跟拍為遊民雕刻紙板床的藝術家許鴻文，就為陳芯宜帶來生命與藝術的反思。許鴻文開始懷疑自己究竟在做慈善事業還是行為藝術？這是理念與人生的問題，後來就完全停手。關於創作與人生，成為她心中長久的疑問，不僅拍進了劇情片裡，也潛伏在她拍攝的每支紀錄片。多年後輾轉得知許鴻文的下落，竟然已經剃度出家，對她來說是個震撼。近日，她又想起當時剪接視覺藝術家黃進河的片子，他有一段話，大意是：「如果我參透生命了，我就不需要創作了。」她發現這幾乎是她每部紀錄片的結尾，拍攝聲音藝術家Dino時，她將結尾剪在他刻的一方印章，上面寫著：生愚死智。
對她來說，藝術創作與生命的困惑緊緊相扣，記錄了那麼多藝術家，關於自己的創作呢，希望走到哪裡去？她說：「我也想像自己也許六、七十歲的時候，能把這些拍過的人用我口述的方式連結起來，像《艾格妮撿風景》，法國新浪潮的一個女導演，用口述的方式，把她感興趣的東西連結在一起，可能完全不相干，我覺得這很迷人。我很想有能力的時候來做，因為這些東西需要沉澱。這是放在心裡的想法。」
經過廿年的探索，好像頓悟什麼，雖然那個最初的困惑並沒有消失，但似乎變得從容了。她說：「回到原點的感覺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