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當我坐在鋼琴前，我不要變成不是自己的樣子……」問及音樂演出，爵士音樂家阿圖羅．奧法里爾（Arturo O’Farrill）這麼回答，誠實做自己，聽來是老生常談，對他來說卻是一生的探索，身為墨、德、愛爾蘭裔混血兒，自小接受古典音樂訓練，在融合爵士的黃金時期成長，少年時期混跡於自由爵士樂手間，文化上更承繼了父親的非洲古巴爵士，當他想要展現出真實的自己之前， 除了整合內在的自我辯證，尚須對抗外在的既定框架。

非洲拉丁爵士KOL

熱愛拉丁爵士音樂的朋友對阿圖羅．奧法里爾應不陌生，出身自拉丁爵士的重要家族之一，父親老奧法里爾「Chico」在1948年由古巴移居到紐約，因熟稔古典音樂、古巴音樂、爵士大樂團語彙，很快在樂壇闖出一片天，並在1950年代中期成立了非洲古巴爵士樂團（Afro Cuban Jazz Orchestra），該團在1990年代再度於鳥園（Birdland）俱樂部駐演，阿圖羅則在2001年父親過世後接手樂團，但他不只是繼承父業。

阿圖羅首先帶領樂團跨出非洲古巴的音樂範疇，將非洲元素與祕魯、安地斯、哥倫比亞等拉丁美洲的諸多音樂文化結合，開發出泛非拉美（Pan African/Latino/American）的音樂聲響，在2007年擴大成立非洲拉丁爵士聯盟（Afro Latin Jazz Alliance），不分種族性別與文化背景廣召各方好手加入非洲拉丁爵士樂團樂團，致力於演出、教育推廣、音樂典藏，新冠疫情期間更是連續175週以線上演出方式聚集在一起，爾後並發行《虛擬鳥園》（Virtual Birdland）專輯維持樂手生計，在非洲拉丁爵士音樂社群中，阿圖羅可說是關鍵領袖。　

儘管在閱聽大眾的認知中，阿圖羅總是揮著手勢指揮樂團，或是坐在鋼琴前擔任樂團領奏的角色（Play-Direct），6座葛萊美獎的肯定更加深了他是拉丁爵士代言人的刻板印象，但只要仔細聆聽音樂，總能發現許多落在既定框架外的聲響，那些是什麼呢？

無法被放入任何框框裡

阿圖羅具有多重文化身分，因此他的音樂總有多種面貌，在非洲拉丁爵士風格之外，有時放克，有時自由爵士，有時結合朗讀，也常以作曲家的身分為許多當代舞團配樂，Blue Note Records為他發行的第一張唱片《夢見獅群》（…dreaming in lions…）更是聽來像是帶有拉丁爵士風味的精緻室內樂，讓長年聆聽非洲拉丁爵士樂團作品的樂迷頓失方向，因此當唐．沃斯（Don Was）再度提出灌錄專輯的邀請時，阿圖羅決定正視自己的跨文化背景，也邀請閱聽大眾關注那些無法被放進任何框架的音樂作品，因為在小眾文化盛行的音樂生態中，難以被歸類也代表著難以被搜尋定位，進而難以精準找到聽眾，許多作品即使獲得極好的藝術評價，卻不容易被聽見。

回溯阿圖羅的音樂歷程，因為父母皆是音樂家，他在6歲開始學習古典鋼琴，雖說是個不愛練琴的孩子，但在12歲聽了邁爾士．戴維斯的《七步上天堂》專輯與賀比．漢考克的鋼琴即興後，完全愛上爵士樂，直言「我當時感覺天空開闊了，陽光向我灑來，上帝的聲音響起，祂對我說，你將會成為爵士音樂家，當下我便明白了自己的人生……那是我最寶貴的人生記憶！」　

或許是青少年的叛逆使然，阿圖羅起初對父親的音樂充滿抗拒，直到20、30歲以後才慢慢重新體會它的美好，因此少年阿圖羅的音樂體驗充滿了1970年代流行的融合爵士，更常在Ali’s Alley（註1）與眾家自由爵士樂手比試，那是一個重要的養成過程，相較於彈奏重複短動機或在某個固定曲式中不斷循環，自由爵士讓音樂「自然發生」的特質挑戰音樂家們走出舒適圈，就像是「把自己丟向懸崖邊，沒有安全網，但希望能夠安全落地。」

除了前述經驗，音樂學院的訓練也扮演重要角色，古典、爵士、和聲樂理、配器法等，讓成年後的阿圖羅擁有多面向的音樂技術，將他親身體驗的各種文化融匯成自己的作品，這是一件很費力的事，至少比跳進既定框架費力許多，這也是一件必須做到的事，因為對阿圖羅來說，音樂必須反映（reflect）真實的自我，自己從何而來，更是「爵士樂」所要傳遞的訊息。

另一個「爵士樂」論述

阿圖羅口中的「爵士樂」與當前的主流敘事有很大的不同，諸如爵士樂是在美國創生的音樂風格、爵士樂是美國的古典音樂等Neotrad大非裔美國主義論述，在上世紀80年代浮現至公眾視野時就引發了激烈的討論，阿圖羅堅定站在它的對立面，將之稱為公關手段，用以凝聚某種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問及爵士法則（Jazz Canon）時更直接表示「我對『法則』這個字過敏」。

受到泛非主義爵士鋼琴家藍迪．韋斯頓（Randy Weston）的感召，阿圖羅認為爵士樂是非洲音樂離散現象（Africa diaspora）的產物，一群被裝上船載往新世界的非洲人，在古巴、哥倫比亞、紐奧良等地上岸後被奴役，受盡了折磨，但他們將自己的音樂傳統、儀式、節奏與當地元素結合，將自己的苦難轉化為近現代最重要的文化實驗，並為許多後繼的音樂風格提供養分，因此爵士、拉丁、騷莎、嘻哈等音樂有共同的源頭，也因時空條件各自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如此去歐洲中心、去殖民主義的音樂視角除了肯認「非洲母親」給予世界的禮物，呼應阿圖羅自身的多元文化脈絡，也是21世紀全球音樂史研究關懷的重點，比如以歐洲中心主義觀之，亞洲被認為缺乏「歌劇」傳統，但中國有崑曲，台灣有歌仔戲，日本有歌舞伎，儘管演出方式不盡相同，但何嘗不是結合音樂、文本、戲劇的演出形式，又比如即興唱奏是許多非歐洲中心文化的重要音樂實踐，卻在現今的音樂教育中被忽視，反觀「爵士樂」所要傳遞的訊息即是在音樂中誠實反映出自己的本質，無論強勢的主流文化建構出如何的審美框架。

好奇心、知行合一、精準度

對於一個無法被放進任何框架中的音樂家來說，養成過程中的學習典範非常重要，即便已身為大學教授育才無數，阿圖羅不諱言自己心中有許多音樂英雄，2023年發行的爵士三重奏專輯《傳承》（Legacies）便是在向她／他們致敬，其中包含老奧法里爾、前述的賀比．漢考克，兩位風格清奇的爵士鋼琴家——塞隆尼斯．孟克、巴德．鮑威爾，波多黎各作曲家佩德羅．弗洛雷斯（Pedro Flores），還有一位對阿圖羅影響最深遠的音樂家——NEA爵士大師卡拉．貝利（Carla Bley）。　

2023年10月貝利過世時，《紐約時報》資深爵士樂評家內特．奇嫩（Nate Chinen）以「爵士作曲家、編曲家、挑釁者（provocateur）」為她點評，身為女性要在充滿有毒男子氣概的爵士樂壇闖出一片天並不容易，貝利的音樂風格前衛，具有不畏衝突的實驗精神，她在1970年代末期發掘了阿圖羅，邀他到自己的樂團裡擔任鋼琴手，當時貝利正邁向第一個音樂事業高峰，啟用一名未滿20歲的少年可說是大膽之舉，這對阿圖羅來說是極大的肯定。

阿圖羅與貝利一直保持緊密聯繫，她謝世前的最後一個作品即是由阿圖羅所委託創作，她處理音樂的三大原則——好奇心（Curiosity）、知行合一（Integrity）、精準度（Accuracy）也影響阿圖羅至今，在某種程度上，貝利與老奧法里爾很相似，兩人總是對新事物充滿好奇，遲暮之年仍不斷讀譜與學習，但貝利或許更敢衝撞，年過八旬依然站在風口浪尖上實驗與創作，這種無所畏懼的勇氣也遍布在阿圖羅的作品中。

音樂家的工作是什麼？

阿圖羅的作品中除了音樂層次的探索，也充滿了對社會的熱切關懷，他曾與一同合作《四個提問》（Four Questions）專輯的美國哲學家康乃爾．韋斯特博士（Dr. Cornel West）私下討論道，常人以為爵士樂是「沒有搖擺不是爵士」，但事實上是「沒有刺痛不是爵士」（註2），從他收錄在《傳承》專輯中唯一的自創曲〈藍州藍調Blue State Blues〉或可窺知一二，此曲曾被改過兩次名，第一次是〈攔車與搜身藍調Stop and Frisk Blues〉，第二次是在2013年變成〈大規模監禁藍調Mass Incarceration Blues〉，對於生活在美國的弱勢族裔來說，應是頗有共鳴的命題。

將音樂與社會政治及個人信念結合在一起，阿圖羅的作品從此超越藝術的範疇，他近年參與的紀錄片《高牆兩邊的凡丹戈舞》（Fandango At The Wall）是最好的證明：當川普總統在美墨邊界築起高牆，名為阻絕犯罪卻衍生了更多人倫悲劇，阿圖羅帶領自家樂手響應了一位退休圖書館員舉辦的Fandango Fronterizo音樂節，與高牆另一邊的音樂家們共同演奏son jarocho音樂，建立起美墨文化與友誼的連結。

「爵士音樂家是革命者，爵士樂的歷史就是革命者向掌權者表述真理的歷史，音樂家的工作是成為說故事的人，透過音樂將人們聚集在一起，一同感受溫暖與愛。」無所畏懼的阿圖羅．奧法里爾持續奮鬥中。

註：

1. 曾與柯川合作《星際空間》專輯的鼓手Rashid Ali在1973至79年間使用閣樓空間自營起爵士樂演出場地，取名為Ali’s Alley，1960年出生的阿圖羅混跡於此時，還是個青少年。
2. 線上訪談時，阿圖羅提及 “it don't mean a thing if it ain't got that 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