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覺得時光倒流很美,像是某種既視感。既視感讓你感覺錯亂,讓你感受好像前世去過那個地方,這種生命裡有的東西,是AI不會有的。」吳天章說。
「把時間封存」,幾乎是他發展創作美學核心的芽。從時間出發,他折返回自己的童年,抽取裡頭的基隆印象;進行中的新作《尋找聖保羅砲艇》就是一個以時間為軸、勾描鏡像平行世界的作品:從童年的自己走在山路上的影像為起點,原來是要到基隆港圍觀《聖保羅砲艇》拍攝現場,影像卻引導了時光倒流,讓倒流的敘事沖刷返回原點。
「你們知道,28年後日曆會重覆嗎?」吳天章眼睛發亮地問。「28年前哪一天是星期幾,會跟28年後一模一樣。」(註1)他細數這個重覆:1966年《聖保羅砲艇》上映的日子,他10歲;28年後,1994年,他創作了從油畫踏入複合多媒材與數位影像的標誌性作品《傷害告別式》系列作及《再會吧!春秋閣》。再過28年,2022年他開始了《尋找聖保羅砲艇》(編按)的創作旅程——使用他熟悉的數位影像技術與一鏡到底的動態手法,把時間翻轉再翻轉,回到兩個28年前,他10歲的時候。
霧雨的基隆,真偽相伴的異國情調
不管是被歸類於「台灣當代藝術第一代」或被稱為「台灣藝壇解嚴第一人」,吳天章無疑地代表了那個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的時代開端。1970年代就讀文化大學時,正逢鄉土文學論戰高峰,他坦承自己深深受到那股批判寫實精神影響。「就像銘印效應,」(註2)他說:「如果當時沒有遇見那種人文批判精神,我可能不會做藝術到現在。創作是因為我對國家、對時代,有一種使命感。」
回看童年,吳天章說,1952年的《中日和約》決定了中華民國台灣的命運,「1956年我出生,所以我的童年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童年。」把自己的童年與國家的命運纏繞縫合,這讓吳天章所有對童年的記憶敘說總是帶藏了隱喻。
想起基隆,他說那必然是霧雨的灰濛、黎明前天將明未明的灰澀,「那就是我作品色調裡一定會有的東西。」灰雨中的舊式巴洛克建築,走調的現實感;或許就是在這朦朧的霧雨裡,世界變得似幻又真。
1965年越戰爆發,直到1979年中美斷交,這10多年間美軍依據《中美共同互助協定草約》派遣軍隊駐台,基隆港就作為美軍停泊、補給的港口,滿街是舶來品商行、美軍酒吧、軍官招待所,也有知名的鐵支路紅燈區。
「你問我童年與青春,一定會出現水手。在那個苦悶的年代,只有水手可以雲遊四海、可以夾帶一些舶來品進來。聽說他們下船前會把什麼都穿在身上,然後下船後一件一件脫下來,賣給委託行。當時批貨的人都是來自台北的有錢人。基隆人買不起,就仿製。」吳天章半開完玩笑地說,「所以人家說基隆出台客,這是因為基隆有一種倯(sông,俗氣)。」
「我們以前有一條牛仔街,賣的牛仔褲洗了永遠不會褪色。基隆就是這樣,充滿假假的顏色。」那虛假的、如幻似真的贗品情調,不只摹寫了吳天章的記憶,也成了他日後創作的重要元素之一。那些華麗、浮誇的偽贗物品:金蔥布、亮鑽、人造漆皮、塑膠花,是他90年代初期從油畫轉向複合媒材創作時開始使用的材料。
繪畫是家族基因,傳說鬼屋是童年的遊戲場
美軍在台駐軍帶來基隆電影院的全盛時期,這也成為吳天章的父親來到基隆落腳的因緣。
祖父原來是鹿港龍山寺畫師,父親因祖父早逝而扛起家庭經濟,北上到西門町當電影看板畫師學徒,恰好遇上基隆要蓋新的電影院,他因此移居雨都,戀上電影院的售票小姐,組成家庭,吳天章也就在基隆出生。
坐落在基隆愛三路巷弄的「天章廣告社」是吳天章父親以他為名的家。一場訪談裡(註3),他曾提到:「一樓營業用、二樓是住家,小時候一樓門口堆滿了看板。耳濡目染之下,就很喜歡畫畫。」而與愛三路交叉的仁三路上舊時熱鬧的中央戲院、龍宮戲院,就掛著父親畫的電影看板。「小時候看電影不用錢,看了太多,有時候會分不清童年記憶是真的還是從電影看來的。」
前兩年剛重新整理、開放的基隆知名建築林開郡洋樓,也是吳天章小時候兜轉的遊戲場。「我家房東就是林家的兒子。」他回憶,「當時國民黨政府剛遷台,經歷惡性通膨,所以我記得我爸說當年簽租約的時候,房租是以米價幾石幾石來算。」
他曾用「𨑨迌人」(tshit-thô-lâng,不務正業之人)描述父親:「我爸爸就像𨑨迌人,故意裝得一副不負家庭責任、蹉跎歲月的樣子……我爸的瀟灑是裝出來的,事實上他是個為家庭事業打拼的男子。」(註4)吳天章笑說,父親曾經夢想到日本學畫,只是長子出生得太早,「他常說,是我把他拖累了。」
後來,父母離異,電影看板畫師與售票亭小姐的童話沒有結局,留下了一段與母親南下逃離家庭的記憶,在《尋找聖保羅砲艇》鏡像的平行時空裡,復返重現。
生命本質的雙生:「欲望就是靈魂」,一瞬就是永恆
另一個在他腦中揮之不去的意象是死亡。吳天章談起曾有的瀕死經驗。「大學有個同學住在嘉義東石鄉,暑假時找我去他家玩。我仗著會游泳,一看到淡水和海水交界處的串接成一排排長竹筏就跳上去,結果那是蚵棚,我整個跌下去。」他描述,「就像掉到浴缸裡的蟑螂,然後活塞拔掉。我就是那隻蟑螂。當時我慌亂地抵抗水流,中間應該喝了很多水,刮得全身是傷。」吳天章不知道自己怎麼上岸的,到岸上曬到太陽,只想著:「我怎麼沒死?」同學則是驚詫地問:「你怎麼可以憋氣憋那麼久?」
「我常覺得,後來活下來的自己,恐怕已經活在另一個平行宇宙。」他說,「或許死掉的自己是把記憶轉載到下一個宇宙的我,原來的宇宙已經消失了。」生死的話題,吳天章講起來像是閒話家常一樣。「人一定會死的,但是人有慾望。慾望就是靈魂。人要滿足慾望,然後創造意義。」他在工作室門口叼根煙說,「既然敢出生在這個世界,從來沒有想過要活著回去。」
看似詭奇的瀕死經驗,實際探索的是生命的有限本質與意義創造的無限——有限與無限彷彿背靠著背,這種雙生性在吳天章創作中不斷轉換樣式發生:夢與現實、生與死、真與假、靜與動、紀實與虛構。
2000年後的影像作品,具體展現了這種雙生性。那時期知名的作品《永結同心》、《同舟共濟》、《瞎子摸巷》,都是他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用靜態攝影取代畫筆所攝下:「我用70、80張照片重組、把每一個動態最美的瞬間凝封在相紙裡。」吳天章說,最後完成的作品,是一個集合體,既是寫實,也是虛構;既是一瞬、卻也包裹了時間的封層,既滿足靜態,也滿足動態。它是一張真的照片,但也不是全然的真,卻指向無限延長的永恆。
編按:《尋找聖保羅砲艇》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術未來行動專案」補助計畫之一。
註:
- 這與陽曆的曆法有關,天文學稱為的太陽年,即太陽直射點到南回歸線再到北回歸線,再回到南回歸線。陽曆一般為365天,但太陽年的長度不是整數365天,而是每一年會多出5小時48分46秒,累計4年就會多出一天來,所以陽曆曆法上每4年就有一個閏年。過7個4年就等於多出一個星期,也就是28年後,陽曆的星期數完全一致,也就曆法重合了。
- 銘印效應(imprinting)也稱為「銘鑄」行為與「印痕作用」。此為德國著名行為學家海因羅特自小鵝破殼而出,會把第一眼看到動物認為是母親的實驗中歸納而來,而後由德國另一位行為學家洛倫茲,命名為銘印效應。
- 〈戲假情真 吳天章〉,鏡電視《文藝賦格》,2022年5月2日。
- 陳莘,《偽青春顯相館—吳天章》,台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12,頁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