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主持人：魏琬容（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理事）

分享人：表演藝術聯盟（廖舒寧秘書長、蔡淳任研究員）、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曾福全秘書長、陳姿穎研究員）、牯嶺街小劇場（姚立群館長）、「我們先是人」團隊（吳孟軒、李橋河、黃美寧、簡郁庭）

在表演藝術領域中，身體既是創作的媒介，也是權力流動最細微卻最不透明的場所。創作需要靠近、信任與身體默契，但正是在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親密之中，界線模糊與性別不平等得以悄然生成，本次論壇分別從制度、勞動、場館與身體實踐4個層面回應，勾勒出台灣劇場性別平等工作的「竟」與「未竟」。

性別意識提升之後，實際怎麼實踐？

表演藝術聯盟（下簡稱表盟）從事件層面切入，以 2023 年台南東方藝術團事件與 2024 年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涉及多名未成年受害者的性騷與性侵指控為核心討論案例。廖舒寧指出，這些案件真正指向的並非單一加害行為，而是制度性縱容：事件「人人皆知」，卻長期未被即時、透明、具有責任歸屬地處理，「無行動」本身即構成傷害，而延宕與沉默也成為生態中慣常維持的結構。因此，表盟的倡議並未止於事後補救，而是強調資源與權力需被重新配置，例如：當團隊負責人即為申訴對象時，應暫停其團體資格並停止補助申請。

面向教育現場，表盟提出制度化方向，例如：要求具相關需求的大專院校或國高中舞蹈班建立身體界線教學研習制度，並確保教師具備一定時數之訓練等，在戲曲學院事件後，教育部已展開多次專家入校訪視與持續追蹤，但「性別意識提升之後，實際怎麼實踐？」仍是現場最迫切的疑問。表盟正規劃洽談親密排練用書《Supporting Staged Intimacy》之授權翻譯與推廣，使「接觸」不再只依賴經驗，而能成為可被學習與討論共同語法。

什麼樣的支援系統能解決問題？

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下簡稱藝創工會）呈現性別問題如何深植於日常勞動中，2024 年回收的 944 份有效問卷顯示，藝術工作者高度集中於北部、女性比例逾六成且超過半數具碩士學歷，但僅有 35.9% 表示「一定會簽約」，更有 51% 無法辨識自身勞動關係，契約缺席使工作邊界恆常模糊，當涉及身體與權力的衝突時，風險便回到個體承受。在曾遭遇性別不平等或性騷擾的受訪者中，有 62.9% 選擇不求助，並非傷害不明顯，而是「沉默成本低於求助成本」：擔心失去人脈、失去工作、證據不足或無法被相信，而騷擾多發生在排練、指導、演出延伸社交等含有階序關係的場合，而受害者往往在一對一情境之中毫無旁證。

藝創工會強調支援系統應以「降低求助風險」為核心，包括：保密性、藝文場域專屬支援、心理與法律與經濟層面之協助。自 2019 年以來，藝創工會推動性平條款內建於補助、委託、場館租用與合作契約之中，並要求申訴機制常設化，使自營或接案者也能被納入保護範圍，此方向與美國 SAG-AFTRA 性騷擾行為準則與韓國《藝術家地位及權利保障法》形成呼應，讓安全不是附加條件，而是工作能成立的前提。

「劇場是職場，必須反求諸己。」牯嶺街小劇場的介入並非建立在事件後的危機回應，而是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前提：劇場同時是舞台與職場，既承載創作，也生產工作關係。過去場館常以中立場地提供者自居，但在 #MeToo 揭示長期被默認的權力結構後，小劇場意識到若不介入，「中立」往往即是維持現狀。因此，牯嶺街小劇場以「計畫參與與倡議」的方式，將自身定位為性平治理的行動者。

牯嶺街小劇場一方面與行動團體「我們先是人」合作，將性別與權力的討論從事件層級帶回日常練習層級，另一方面重新檢視租用契約、工作合約與場館流程，明確標示性平義務與法律責任，「倡議不是單一行動，而是持續的實踐」，劇場方持續確保藝文團體及個人創作者的藝術交流建立更安全、公平的工作環境與藝術社群共學。

共學、陪伴、資源轉介、跨組織合作，因為我們在乎

「我們先是人」行動團隊進一步將焦點放回「說出」本身，李橋河指出，司法體系往往無法承接劇場現場語境中的模糊，黃美寧則提及界線不是一次能理解，而是需要被反覆確認，透過「讀聊趴」讀書會與「界／限練習場」工作坊型態，邀請舞蹈和身體工作者擔任爐主，規劃各種探索和理解身體界線的練習，共同探討排練現場裡的各種界限關係。

除了共學現場，團隊也在多起爭議案中提供陪伴、資料整理與心理及法律資源轉介，使原本只能在耳語中流動的受傷經驗得以被承接，團隊也正籌備成立「臺灣表演藝術性別平等協會」（TPAGEA）預計於 2025 年底至 2026 年中完成立案，並於 2026–27 年啟動政策研究、教案試行與跨組織合作，2028 年則擬進入國際交流階段。

主持人魏琬容最後提及：「我們之所以能相聚在此，是因為我們都在乎。」性別平等不是完成，也不是未完成，而是在一次又一次願意停下來、感覺、說話、練習之中被共同維持，「竟」與「未竟」並存，而我們正一起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