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做音樂舞台的雞肋
從西方古典音樂世界出走,絕非音樂風氣衰敗,而是表示這個社會醞釀了自主的音樂能量。交響樂團的形成,源自西方音樂演進階段需求,非一成不變。它本該為社會所用,而不是為社會所供奉。如果市交事件能促成對樂團的社會定位重新思考,也許能因禍得福。如果淪為權力與職位的鬥爭,那就爭如不要也罷。
從西方古典音樂世界出走,絕非音樂風氣衰敗,而是表示這個社會醞釀了自主的音樂能量。交響樂團的形成,源自西方音樂演進階段需求,非一成不變。它本該為社會所用,而不是為社會所供奉。如果市交事件能促成對樂團的社會定位重新思考,也許能因禍得福。如果淪為權力與職位的鬥爭,那就爭如不要也罷。
新階段樂評人朝不同專業發展,或邁向更前瞻、跨領域的文化課題,媒體管道也更見活潑多元。這樣,樂評就算不再以傳統大眾媒體為曝光點,但專業媒體一邊透過篩檢機制,維持指標角色;另一方面也成為維續樂評風氣的鼓風爐。電子報發行量動轍上數萬,更別說那些天文數字的「素人寫手」了。這樣的情況,還能說台灣有「樂評荒」嗎?
音樂是件「本立而道生」的事,有了文化基底,精緻音樂垂手而來。而構築文化基底,只有謙卑地研究心靈大地,找尋音樂的切入生存點,再重新出發。全世界作曲界每天生產的「箱底音樂」已多如牛毛,真不需台灣來湊熱鬧。作曲家若徒務學術虛名,隨波逐流,那不過是繼續多幾座沙丘城堡,大地動一動,瞬間化為烏有。
日新又新,是貫串藝術工作者生命的精神真髓,音樂愛好者如果只知膜拜老去的過往軀殼,那就超脫不了「玩物」的階段,與時俱廢。唯有「反古典」的論調,才能當頭棒喝,提醒並鼓舞更多人去發掘身邊活躍的音樂之泉。
就體質來說,大部分「專業」的雜誌,都比唱片為主的Gramophone更貼近「音樂雜誌」。但無可諱言,唱片欣賞已成為影響層面最廣的音樂活動。Gramophone是世界歷史最久、影響力最大的古典唱片雜誌,在各方面均具有相當指標意義。該刊總編輯詹姆斯.喬利相信,只要唱片公司存活一天,人們就需要Gramophone一天,七十八年後,Gramophone仍會是人們生活的一部份。
所謂「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善哉斯言,人們也許對外在事物有克服萬難的毅力,對掌握自己卻經常猶疑不定,甚至懷疑到底哪個才是真的自己。過往有許多以主角具多重個性為題材的小說戲劇,唯《變身怪醫》Jekyll Hyde把這個構想推到極端:服藥就可以把人性中的善惡分離開來,在人體內輪流執政。 面對這個永世無解的人性議題,《變身怪醫》提供了一種搔到癢處的趣味。觀眾一邊鄙惡劇中刻意塑造的暴力、血腥,卻又從中嚐到嗜血的刺激。如果這部劇不是那麼麻辣,票房恐怕不會那麼好,這豈不是台上、台下齊變身嗎?弔詭啊。
前年《PAR表演藝術》雜誌曾做過一次「預知二○○四表演紀事」,預告全年的表演大事,當時編輯們做得辛苦,但讀者們反映熱烈,把一年的表演大事做了一遍掃瞄,在國內表演團體往往演出的不確定因素還很高的情況下,編輯檯的「預知」風險壓力很大。 二○○六年,編輯檯重提此事。但這一回,我們放聰明些。一方面也因為現在可以照表操課的節目比過去穩定的多,另一方面,每一年其實都有一些大事,背後有著若隱若現的代表意義與趨勢。於是PAR編輯檯蒐列了未來一年即將發生的表演藝術大事,涵蓋人物、場地、節目、事件共二十項,由音樂時代出版社總編輯楊忠衡、劇場及電影導演鴻鴻,資深劇場工作者耿一偉及PAR雜誌總編輯盧健英,為讀者選出二○○六最值得期待的十件人與事,而「Top 10」的背後有十個值得關注的現象與議題(10 Topic)。 表演人物亮眼出線 超凡的舞藝及亮眼的舞台魅力,許芳宜一開始便在無異議的情況下被評為今年「最閃亮的明星舞者」,台灣大部份的觀眾對這位來自蘭陽平原的舞者或許都還不熟悉,除了三月與葛蘭姆舞團領銜演出,今年四月她還將在雲門舞集2主跳羅曼菲為其量身訂做的獨舞。在舞蹈這一行裡,「舞星」的出線十分不易,先天條件、後天努力之外,還要加上許多環境裡的拱月因素,使得她能以身體與作品交盪出極大的影響力,並成為家喻戶曉的舞蹈藝術家。做為一位在國際上被看見的亮麗舞者,我們期待她有更多讓台灣觀眾看到的機會。 在伍國柱因病猝逝後,目前擔任雲門舞集2駐團編舞家的布拉瑞揚更受矚目,被選為「今年最值得期待的編舞家」。長年關注布拉瑞揚的劇場導演鴻鴻認為他的作品「格局恢弘,結構奇特,多焦點調度大膽,畫面變化豐富,節奏張馳激烈」,而最難得的,莫過於「情感表達的深沈」。今年四月,雲門年度公演的組合便是林懷民+布拉瑞揚的師生檔。布拉首次從雲門2「晉級」為雲門舞集編舞,「接班人」的態勢呼之欲出。 兩廳院世界之窗系列請來的歐陸當紅導演托瑪斯.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無疑是今年「最具份量的國際導演」,十月將帶來易卜生的《海達‧蓋布樂》和東德劇作家克洛茲的《點歌時間》。曾多次到德國看歐斯特麥耶作品的鴻鴻說:「他的作品直接面對社會問題,政治氣息濃厚,肢體衝突強烈」,每有新作都會成為歐陸劇壇
〈抗婚〉有很多戲曲式的散板哭腔,而夏漢勉強演奏成布魯赫式的連續和弦,快速上行音階和碎弓快板音準亂成一塌糊塗。對擅長西方語法的水藍來說,這段充滿戲曲風的囂板音樂處理得是太俄羅斯了一點。
「飛行」無疑是最傑出的一段,在首席華麗精采的小提琴獨奏下,以獨特的都市曲風,佐以類似低限主義的緊迫張力,把人類從珍惜自然轉向破壞生態的情緒,以譏諷、幽默、機靈的手法刻劃出來。個人認為光是這段,就足以構成該劇獨特的價値。
有史以來,可能沒有其他音樂家像蕭斯塔可維奇(Dmitri Dmitrievich Shostakovich,1906-1975)一樣,身後留下這麼多難解謎團,以致作品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極端詮釋。他到底是黑暗帝國幫兇,還是忍辱負重的「臥底」自由鬥士?直到現在,蕭斯塔可維奇其人其事,就像《無間道》等驚悚懸疑的香港警匪電影一樣,永遠讓世人津津有味的反覆推敲。 展開新紀元的NSO,繼去年演出龐大的「發現馬勒」系列音樂會,今年再接再厲,挑戰交響曲作品更多的蕭斯塔可維奇,一連推出十場音樂會,並有巴夏、尤利.麥爾、波利安斯基、林克昌、呂紹嘉等知名指揮加持,陪樂迷一起「發現蕭斯塔可維奇」!
他的演奏會全年滿檔、有自己的教學中心、替名琴代言,未來還可能有自己品牌的樂器。除了少數藉由國際唱片強勢拉抬的年輕音樂家之外,呂思清塑造了一種自力更生、主要靠華人樂壇支持的音樂家新典型。
這幾年來音樂劇行情陡升,西方百老匯大戲紛紛進軍華人世界,今年從開年的《歌劇魅影》就掀起一連串的音樂劇旋風。何以這些在百老匯演出超過十幾二十年的戲還能如此翻紅華人世界?其實巨變的是華人自己的生態,是自己吹起的一股東風,對西方音樂劇產生了需求。這股需求,短期內會表現在市場熱度上,但熱度過後的長期發展,則是值得我們關切的文化議題。
華格納《尼貝龍根指環》是歌劇界的聖母峰,穩居重量級作品之冠。華人音樂家人才濟濟,卻不曾聽聞有人夢想演出一次完整的《指環》直到台灣出了一個簡文彬。簡文彬是超人嗎?憑什麼認為他能辦得到這件事?不過換個角度想,他率先做了這件事,帶領樂壇跨過一個階段。
下半場的德弗乍克第九號交響曲《新世界》,指揮幾乎不處理樂句細節,雖有點無為而治的氣槪,然而樂手表現卻是平板的,毫無德弗乍克音樂中的溫暖人性。不禁令人懷疑,難道他們對自己的「國樂」已經掉以輕心,以致將來有賴「禮失求諸野」了 ?
我不認為去年的表演界特別「跨界」、「混種」,只是「蛻變」腳步加快、加大。它承襲現代劇場界一貫的前進腳步和方向,只是「截彎取直」的革命舉措較多,引人注意而已。蛻變加快的原因,我認為有三:特定團體的推動、技術的進步、劇場的整體潮流。
布隆斯泰特採取徐緩處理,讓每個強奏充分鳴響出來,從指揮手勢收尾動作,筆者甚至懷疑他的音色潔癖已經到了連殘響都完美要求的程度。他的音樂段落性強,樂句切割分明,表現慢板段落,起初確有不夠瀟灑的感覺。但隨著樂曲進入快板,工整的架構、堂皇的氣質、穠纖合度的輕重對比,才把一個完全不同的貝多芬形貌揮灑出來。
實驗多年的「聯合實驗管弦樂團」,在正名為「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簡稱NSO)後,仍礙於體制的問題而妾身未明;藉著這波世界樂團音樂總監替換風與NSO甫出爐的音樂總監簡文彬即將接任之際,作者借鑑國外各樂團的經營歷程,來省思國内樂團的未來。
本劇架構由過去動不動端出民族大義的政策劇,朝西方浪漫劇靠攏。開頭交待歷史背景,宣示民族受到外族威脅,然後縮小場景描寫兒女私情,而這些私情又與國家民族利益相衝突這些情節都在威爾第的《阿伊達》、《納布果》中找得到類似痕跡。
雖然二十年來,國家交響樂團已經接待無數國際指揮,但真正在世界樂壇具有巨星分量者,紐約愛樂指揮羅林‧馬捷爾是第一位。三月十七日,馬捷爾將指揮國家交響樂團演出,樂團能從大師身上學到什麼「馬捷爾經驗」?資深樂評人楊忠衡從馬捷爾的音樂背景及大師地位,在演出前深入剖析馬捷爾將給NSO的一堂課,與樂迷共同期待。
如果我告訴您,兄弟象隊打敗紐約洋基隊,您會做何感想?雖然不是完全沒有機率,但總是難以置信吧?這種令人掉下巴的驚奇,在表演舞台上並不多見,但是夏漢/水藍/新加坡交響樂團的《梁祝》,確實讓我掉了下巴。這是十幾年來絕無僅有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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