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蕭斯塔可維奇逝世於前蘇聯的莫斯科。當時西方世界對他的評價以《倫敦時報》London Times的說法為典型：「蘇聯音樂最偉大的音樂家，以蘇聯公民與作曲家自居。」（greatest figure in Soviet music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he saw himself equally as a Soviet citizen and a composer.）流露對蕭斯塔可維奇又愛又恨的矛盾情結，如同米格機和AK-47步槍的發明者一樣，被視為「可敬的敵人」。 何以藝術家會被視作與武器製造家一樣的敵人呢？因為冷戰期間，東、西方競爭劇烈，比底子也比面子。當西方樂界面臨繁華落盡的窘迫時，蕭斯塔可維奇卻堅定地推出一部部質量均佳的作品，創作路線完全獨立於西方現代音樂潮流。他像中流砥柱一樣，捍衛了蘇聯陣營的民族自信心。他所發揮的對陣定力，不遜於萬顆核子彈頭。

三年後，事情卻出現戲劇化的轉變，一位來自蘇聯的音樂學者自稱握有蕭斯塔可維奇的口述回憶錄，並以《證言》Testimony的書名在美國公開發行。此書推翻蕭氏原來公認的創作動機和內涵，開門見山控訴共產政權帶來的災難。書中說：「我大部分的交響曲是為遭受共黨迫害的亡魂所立的墓碑……。太多同胞冤死後，連埋骨何處都不知道……唯有音樂可以彌補憾恨，我要奉獻我的音樂給所有的受害者。」就這樣，蕭氏一下子從蘇聯人民英雄，搖身變成「反共義士」了。

從革命之子到反共義士

蕭氏於身後「起義來歸」，西方樂界自然人人額手稱慶。可是《證言》這本書一直無法證明自己的真實性，所以儘管言之鑿鑿，卻無法為蕭氏蓋棺論定。一九八一年，蘇聯出版一本反制的書，把蕭氏一生信而有徵的文字手稿集結成書，書名為《蕭斯塔可維奇──談他自己和他的時代》。文字中又充滿冷颼颼、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想。書中可看出蕭氏青年時期意氣風發、恃才傲物，甚至有獨斷獨裁、打壓異己的危險傾向（他批判通俗音樂、批判史克里亞賓的音樂、稱之為「毒素」），在在顯示蕭氏是個狠角色，並不全然是被迫害的可憐蟲。

蕭斯塔可維奇生於革命年代，逝於冷戰高峰（慘痛的越戰在同年結束），是一個典型的「共產革命之子」，他的正邪之爭從不曾平息。他的作品雖具有堅實的技巧、不絕的創意，但在客觀理論面，並沒有驚世駭俗或獨家發明之處，而作品之間也有相當比例自我重複。然而由於他所處的政治背景和特殊身分，使他宿命地成為時代映影與圖騰。他的一言一行，乃至作品內涵解讀，關係心理層面的國際均勢，必然成為世界關切焦點。所以要概觀他的作品，就得先認識其身家背景和《證言》始末。

《證言》事件 無法自圓其說

《證言》事件是由蘇聯音樂學家伏爾科夫（Solomon Volkov）引起，他所提出（或是「創作出」）的這本《證言》，根據他的說法，身世是這樣的：伏爾科夫是個頗有文采的青年音樂學者、樂評人，也是蕭氏崇拜者。一九六○年左右，作者結識蕭斯塔可維奇，並得到後者賞識（為證明這個說法，作者一再在書中提到蕭斯塔可維奇對他的口頭欣賞）。為讓蕭斯塔可維奇留下傳世記錄，作者一再鼓動蕭氏動筆寫回憶錄，但不得要領。一九七一年開始，六十五歲的蕭斯塔可維奇終於接受伏爾科夫訪談的建議，原因可能是自覺來日無多，憂心「吾道不行」之故。　

這些記錄集結成《證言》，內容寫得很詳細，與許多外在史實相吻合，但仍被不少人認為是「偽書」，疑點至少有以下六點：

一、蕭斯塔可維奇口才木訥，而且缺乏系統。作者自稱為了讓蕭氏易於進入狀況，他放棄要蕭氏表白自己，而鼓勵他描述身邊的人與事；透過他對身邊事物的見解，映射出蕭氏心中的觀點。然而伏爾科夫本身是傳播工作者，對蘇聯樂壇瞭若指掌，即使書中記載之事例百分之百事實，仍不能證明出自蕭斯塔可維奇之口。

二、訪談即興而沒有主題，以致成果只是零碎的記錄紙頭（伏爾科夫無法提出錄音記錄，因為他說蕭斯塔可維奇一看到麥克風就發僵，所以不採錄音方式）。作者便將紙頭分門別類，重新組合成恰當的次序，有相當加工的成分。

三、該書沒有可靠的原稿，而且據稱是化整為零託人偷運出境，且全書最初即以英文發表，缺乏有力的原始資料。

四、作者稱蕭斯塔可維奇為身家安全，特別囑咐伏爾科夫務必在他身後才能出版。理由固然說得通，卻也使此書「死無對證」。

五、伏爾科夫自己也承認，蕭斯塔可維奇性格反覆，前後言論常出現矛盾。這也削弱蕭氏言論的可信度。

六、內容一面倒地批評共產制度，從國家政策到生活細節無一不包，語氣與蕭氏在國內公開言論差距太大。即使蕭氏真有此意，也有被「放大」之嫌。作者添油加醋的成分有多少？除了上帝，恐怕只有伏爾科夫自己心裡明白。

無論如何，這本書無法作為信而可徵的口述回憶錄。為這本書對蕭氏人格做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宣示，似乎過於輕率。所以激情過後，學者在引用本書內容時，都不忘加括號註明「如果該書屬實」。

「只要仔細研究我的音樂，就能了解真正的我。」

轉眼之間，蕭斯塔可維奇已辭世三十年，大眾認識他的資料來源，大抵來自三個方向。第一是「官方史料」，蕭氏一生在冷戰中度過，西方對他接觸有限，只能間接採取篩選、矯正過的資料，得到表面化但不致太出軌的認識。第二是得自《證言》，支持這部傳記的人，往往對蕭氏作品附加許多浪漫的附會。這派人士曾經聲勢浩大，《證言》的說詞曾被無數西方著作堂而皇之引用。但隨著俄羅斯開放與資訊透明，重要性反而大幅滑落。第三就是來自後人所提供的第三者說法，包括蕭氏家屬、親友、同儕等。俄國開放後出現的大量資料，逐漸拼貼出一個較接近客觀的形象。這些週圍人士的說法，基本上大都否認《證言》的說法，隱然成為研究蕭氏的新主力。

畢竟，外界永遠無法完全得悉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即使朝夕相處的人。為了得到週到的印象，在《發現蕭斯塔可維奇》一書裡，我們將並列來自三種來源的說法，並從音樂、政治、文學來勾勒蕭氏的面貌。一如人的兩眼因具有不同視角，才能讓人得到立體的全影。希望從三種說法、三個角度的交叉比對，得到面面包容的印象，讓這些週邊事物成為解讀音符的助力，而非障礙。 蕭氏自知身陷時代迷霧，也許預見身後將引起的爭議，他這麼解釋自己：「只要仔細研究我的音樂，就能了解真正的我，以及藝術家的我。」善哉斯言，政治只是過眼雲煙，藝術才是永恆；在人間百態成為荒謬時，藝術卻像千年神木，依然吐芽常新。在冷戰結束的今日，蕭斯塔可維奇到底站哪一邊已不重要，人們也愈能撥開層層迷霧，去體悟真正的蕭斯塔可維奇。

第二篇 蕭斯塔可維奇的四個時期

蕭斯塔可維奇的音樂歷程可以用十五首交響曲做骨幹，每五首恰好代表一個時期。第一期是第一到五號的「早期」（前衛期）、第二期為第六到第十號的「中期」（壓制期），以及第十一到十五號的第三期「晚期」（成熟期）。若加上求學時代的第○期，則可以視為四個大段。而這四個階段，也約略相當於俄國近代音樂的縮影。

童年作品就充滿政治意識

一九○六年，蕭斯塔可維奇生於聖彼得堡（即蘇聯時期之列寧格勒）。他的先人是波蘭移民，蕭斯塔可維奇便是波蘭姓氏。當時波蘭被俄羅斯帝國統治，一八三○年蕭氏的曾祖父還參加了波蘭獨立運動，結果在武力鎮壓後，曾祖父被流亡到偏遠地方。蕭氏祖父也步上曾祖後塵，一八六三年參加左派革命團體，下場是流放到西伯利亞。　

蕭斯塔可維奇的父親沒有參與政治，是位生物化學工程師，在聖彼得堡過著平靜而完全俄羅斯化的生活。他愛好音樂，妻子也是個鋼琴家，因此家中音樂氣氛濃厚。蕭斯塔可維奇九歲開始接受母親的鋼琴教育，起步晚但進步得很快。一九一七年，俄國因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同年發生共黨革命，蕭斯塔可維奇家旋即成為新政府的支持者。蕭斯塔可維奇的作曲是自發的，十一歲就有鋼琴曲《革命先烈的送葬進行曲》、《士兵》問世。成長在革命的時代，耳濡目染之下，小蕭斯塔可維奇的作品就充滿政治味。

革命後的聖彼得堡褪去帝俄光輝，成為一個貧窮的城市。蕭斯塔可維奇父親於一九二二年去世。十六歲的蕭斯塔可維奇必須工作養家，便在默片電影院擔任伴奏鋼琴手。這是一段頗受注意的經歷，評者多認為這段磨練對他日後音樂素養非常有幫助。然而，蕭氏本人對這段日子仍充滿厭惡。收入低、工作超時，健康情況也搞得相當糟。但是蕭氏抱著不服輸的毅力，半工半讀完成聖彼得堡音樂院的學業。十九歲時，一曲石破天驚的第一號交響曲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

第一號交響曲一砲而紅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二十歲的蕭斯塔可維奇發表他的畢業作品：第一號交響曲。指揮馬爾柯（Nikolai Malko）指揮完後，放下指揮棒回身告訴聽眾：「我剛為交響樂史翻開新的一頁。」這部作品同年就被指揮大師華爾特（Bruno Walter）帶到柏林演出、隔不久又被史托考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帶到美國發表，至今依然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交響曲目之一。 　一鳴驚人的第一號交響曲嚐試了許多前輩不曾有的奇特效果，揚棄浪漫交響曲旋律與曲式建構的發展邏輯，把現代生活的都市、民間聲響、尖銳而機械化的節奏放到音樂裡。當然，作為一個音樂傳統濃厚國度的後輩音樂家，這部作品中仍片斷夾雜無可剝離的傳統特色，尤其配器音色充滿音樂前輩的痕跡。若論風格原創性，普氏和斯特拉溫斯基（Igor Stravinsky）雖都是近代俄系巨匠，但蕭斯塔可維奇則首創把共產俄國唯物、亢進的新精神融入音樂中。

蕭斯塔可維奇去世前不久，曾前往英國倫敦發表第十五號交響曲。柯凡尼（Michael Coveney）所寫《洛伊-韋伯傳》提到，當時年輕的音樂劇天王洛伊-韋伯（Andrew Lloyd-Webber）剛以搖滾音樂劇《萬世巨星》在音樂劇場初試鳴聲，蕭斯塔可維奇主動要求前往觀賞，觀後大為傾心，次日又再看一次。據稱，蕭斯塔可維奇過去曾當面向史達林表示，希望創作這類型的作品。

誠然，大部分人太注意蕭氏的政治意義與在嚴肅音樂界的地位，卻忘了從年輕時代，蕭斯塔可維奇就對爵士樂、舞曲有強烈興趣。這方面的傾向後來被反西方資本主義的潮流所壓抑，但我們仍能從他的諸如《爵士組曲》、《節慶序曲》以及多部通俗電影配樂中，看到蕭氏幽默甚至「俗又有力」的趣味，他似乎從來就無意遮掩草根粗獷的一面。另外，從《鼻子》到《馬克白夫人》，我們則見識到蕭氏的狂誕不羈。歷史無法倒溯，我們也不必做太多假設性的臆測，但從種種跡象可見，蕭斯塔可維奇即使生在不同的時空，依然會是才華四溢、爍人耳目的奇才。

本文同步刊登於《發現蕭斯塔可維奇》一書（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九月出版）。


文字｜楊忠衡 資深樂評人、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