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九月九日，台北市立国乐团假国家音乐厅所举行的第六十三次定期音乐会，定名为《钢琴与国乐团的对话》。该场演出由吴大江指挥，除了两首合奏曲，全场的重点就是四首钢琴和国乐团（民族乐队）的合奏。前半场有林乐培依粤曲改编的〈昭君怨〉和许常惠依台湾北管曲牌新作的「百家春」，皆由罗玫雅担任钢琴主奏；后半场则有一九五九年刘诗昆等人联合创作的〈靑年钢琴协奏曲〉和卢亮辉依王昌元一九六四年作的筝曲所改编的〈战台风〉，皆由蔡崇力担任钢琴主奏。当夜听众不算太多，但对于演奏者的造诣皆极赏识，对于这一项比较新颖的尝试也予以肯定。钢琴和乐队之间的音量如果能调和一点就更理想了。不过节目小册对于作品的背景（尤其是〈靑年〉一曲的创作年代和所用之民谣原名）似乎显得贫乏了一些。

「钢琴能和国乐团合奏？」也许有人会怀疑这种「不中不西」、「又中又西」之组合方式。纯粹主义者恐怕更不能忍受。但是分析起来，这实际上是中国音乐史上水到渠成的现象。早在一九三六年元月十九日，一生热爱中国的俄籍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1894－1965）就指挥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在上海兰心戏院首演他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由俄籍钢琴家秦格（Gregory Singer）担任独奏部份。其第二乐章奏了两次，其中的一次就是阿甫（当时文艺界对他的称呼）为郑觐文的大同乐会国乐团及钢琴合奏而特别编写的。该章取名〈忆王孙〉，用了十三人的国乐团，笔者曾有专文加以评介。

一九三○年代可以，一九九○年代当然也可以。自从西乐东渐，很多中国人的耳朵已中了极深的「西乐之毒」，在音律、音准、和声、配器等方面都「标准化」和「西乐化」，反而不习惯于传统的音乐。从一九三○年代开始，一个以中国民族乐器为本，仿照西洋交响乐团的编制，后来又部份参照苏俄巴拉莱卡（Balalaika）乐团而成的现代国乐团就不断地在试验和改进，最后形成了目前这种大型的新乐队，其音律、音域、强度、和声（功能和声）都多少比照西洋乐队（当然其音色和润饰是具有中国色彩），所以都已具备了和西洋乐器合奏的条件。从另一角度来看，钢琴这件乐器已经变成现代中国社会的宠儿，习者与日俱增，而作曲家们也不断在钢琴民族化的过程上努力。中国古代大型乐队已失传，现代国乐团可以算是当今的新燕乐。钢琴则正如源自中亚的曲项琵琶，东来之后备受欢迎，逐渐华化而成为中国的新乐器。所以，从历史的演进过程来谈，再从现代社会的实况来看，这一次钢琴和国乐团的「对话」有相当的历史传承。当然，乐种齐奏鸣，好恶任人听。这一项新尝试并不是中国音乐的唯一出路，而「不合」于以上所提的新乐则的传统乐种也应有其生存的空间，受到尊重。这终究是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