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我国宪法在基本国策章设有教育文化专节，如：教育文化经费单独设有最低限（一六四条）；重要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辅助之（一六三条）；全国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机关，依法律受国家之监督（一六二条）；艺术文化工作者保障其生活，提高其待遇（一六五条）；保护古物古迹（一六六条），足见我国宪法将文化事业之推动与发展赋予相当程度的重视。然而在宪法的具体化与落实方面，于立法、行政及国家任务的贯彻施行所显现出来的，却有失均衡。是以文化宪法之条文，应赋予生命力；而国家负有「文化任务」，此意识亦应加强提升。援引德国为例，以为抛砖引玉。

民主宪政国家之文化任务

德国宪法（基本法）不同于我国宪法，缺乏前述之文化条款。因此，德国是否具备文化国家之特质，仍有赖进一步的宪法解释；然而也正因透过无数正反意见讨论辩正其国家是否具有文化任务，反而益加凸显它的文化国特性及其间所衍生的问题，此有助于厘淸政府在文化领域中之定位。德国宪法若从联邦国与单一国角度观察：其规定德国为「民主与社会（福利）之联邦国」（基本法第二十条第一项）；若从宪政角度观察，则为「民主与社会（福利）之法治国」（基本法第廿八条第一项）。由此可见，德国是自由之法治国，同时也是自由社会（福利）国。然德国究竟是否同时亦为「文化国」？则不无争论余地。鉴于德国宪法保障自由，是否文化领域应为自主自治而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或者国家对文化事务，一如对宗教般应保持中立性，不得有奖励促成之积极行为？换言之，国象之任务是否只限于消极地消除对文化之迫害压制行为？以上诸问题之关键在于：宪政国家，是否具备将「文化国家」作为国家目标之涵义？

德国宪法法院对宪法所作之解释，明白肯定基本法之民主概念中应包含法治国家、社会国家与文化国家。而进一步的探讨则在于：此所谓之文化国家是否指「政治文化」。我们或许应从现代文化国家概念来厘淸这些问题。

现代文化国之理念

国家从形成理念上看，自柏拉图之共和国与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开始，都承认必须从文化国家的角度切入，始得全貌。而文化国家重新加以实现，始于文艺复兴；文化国家理念之消沈则源于十八、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兴起。自由主义认为权力使人腐化，主张保障基本人权，建立权力区分制度以限制国家权力，伸张个人自由；国家权力与国家职权越小越好，因此无论教育、学术、宗教、艺术等昔日为国家职权范围者，均应予以私有化，将公权力驱逐出境。此种思潮在美国得以贯澈，至今犹具影响力。

与自由主义相对立者为社会福利国家，认为自由主义之自由只是个人自由，属于形式上的自由，而社会福利国家追求的是「实质自由」以及「社会正义的促进形成」，自然亦包括文化之创造与促成。此所谓之社会福利国家，是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改革，而不是革命（如共产主义将生产工具收归国有），承认私有财产制与市场自由经济制度。国家的文化任务是补充私人文化事业之不足，间接经由课税权，向人民收取税金；并藉社会文化服务或补助津贴，让人民参与文化的过程并分享文化的成果。在课税过程中，往往利用租税优惠措施，对文化有利之行为予以租税减免之奖赏。因此兴办文化事业、促进文化活动，虽为社会福利国政府的任务，但为保持文化活动之多元性和独立性，以民间活力从事文化活动，不但更具效率，对文化精神之发扬与文化活动之广被均有所助益。此种借由减免税负为消极性津贴或补助，与直接之金钱补助或文化服务，效果相类似，故一般称之为「税式支出」。此种对奖励文化活动之租税优惠，在所得税法、法人税法、财产税法中均有详细规定，限于篇幅，在此无法一一说明。但德国的租税通则，对个别税法中租税优惠之共通条件，关于文化部分，摘录于后，谨供参考：举凡为增进公众精神、道德及物质，而无私利企图，且为从事公益之目的者，特别是为促进学术与硏究、教育与进修、艺术与文化、宗教、国际了解、开发协助、环境保护、景观维护、古迹维护……等（德国租税通则第五十二条）均得以租税优惠。而文化机构，如博物馆、剧院、音乐厅，以及文化活动，如音乐会、艺术展览等为之营业经营，每年只要收入不高于一万二仟马克，且依章程之公益目的使用者得以免税。（德国租税通则第六十八条第七款），此皆文化国家应有之作为。

国家有所不为和有所为──文化自由权与文化参与权

德国基于宪法上民主之要求，要政府做到：「国家是我们大家的。」基于宪法上自由之要求，要政府严守：「国家不得垄断一切。」前者要求参与多数统治，后者要求对少数反对者予以保障。

由于「国家不得垄断一切」，文化自由权为国家之楚河汉界，不容逾越，以免侵犯人权，干预创作自由。宪政民主之多数统治，亦须受到基本人权保障、少 数保护权力区分和依法行政等法治国原则限制。换言之，国会虽经多数通过之法律，如有违反文化自由权，宪法法院仍可宣吿其违宪而无效。

又由于「国家是我们大家的」，为促进文化所为之一切，都归我们大家分享，国家须保障人民之文化参与权。昔日鼓吹人人应享有教育之权利，今天应扩大为人民应享有文化参与权，此种文化参与权，乃从宪法中人民享有大众媒体资讯自由之基本权利中逐渐发展而来；又为确保人民之学术艺术自由，文化应向全民开放，文化资源宜保持自由取得的权利。这个时代的来临，我们可称之为市场文化或营利文化时代，有别于垄断文化、菁英文化或选择文化，而是一种全民文化和普遍文化。也就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文化政策。

文化只能创造不能生产，但国家仍可消极保障文化创作自由，积极促进并推展文化活动，创造文化市场，保障文艺工作者的生活。透过政策，或许我们不能创造文化；但是健全的文化政策，却能引领我们从经济大国迈向文化大国。

参考资料

1. Maihofer, Kulturelle Aufgabe des modorn staats. in. Benda／maihofer／Vogel（Hrsg）HdVR. Z. S.953-994

2. Häberle, Verfassungslehre als kulturwissencft, 1982

3.Oppermann, Kulturkerwaltungsrecht, 1969

4. U. Steiner und 0 Grimm, Kulturauftrag in Staatlichen Gemeinwesen, VVDSTRL, 42（1984）S 7ff 46ff

 

文字｜李萍 中华民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