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有些事中外皆然，政府对于推动演艺文化多半不会太热衷，于是出现热心的市民，先为文呼吁，然后结合社会力量促成。阿姆斯特丹「音乐会堂」的肇始亦复如此。

一八八一年六月廿六日出版的《阿姆斯特丹人》周刊刊载了一篇一位名叫海华德（G.W.W.C. Hayward）者为阿市市民请命兴建音乐厅的大作，文中吁请中产大众在收藏美术名作之余，也要对音乐投资。文章不久即引起回响，几个月后，六位有头有脸的商人（其中四位是所谓「音乐促进协会」会员，另两位则是布拉姆斯的老友）筹组了一个「音乐厅兴建临时委员会」。到了一八八二年七月，为了付诸行动，虽然距离四十万荷盾的公司成立所需股金尙远，「音乐会堂兴建有限公司」仍以十五万荷盾的股本先行成立了。其部份股份属于著名建筑师库伊伯斯（D.J.H. Cuypers），此人其时正在设计兴建阿市著名的里克斯博物馆、中央车站与冯代尔教堂等等巨构，对「音乐会堂」从购地到起造，具关键性角色。音乐会堂「堂址」就在库伊伯斯奔走撮合下，相中了「皇家蜡烛厂」附近一块计划中将与阿姆斯特丹市合并的「新阿姆斯代尔」镇的土地，不过后来因为蜡烛厂拒绝搬迁等事件，还衍生出许多问题，在此暂且不表。总之一些伤脑筋事与大环境的经济衰退，「音乐会堂」的第一步跨得并不如理想。

文艺复兴风味的厅堂

库伊伯斯下一步要进行的是设计图「比图」工作，参加「比图」者自然要依据库伊伯斯原始设计草图发挥。草图中即规范了拥有一座二千座位的主厅，一座椭圆型独奏厅，一间内含多间吸烟室的餐厅，以及花园等等；这些设计都要恰好装入130×55平方公尺，花费了三十万荷盾购置的建地中。「比图」淘汰出局者大有人在，到了第二次比图才决定采用阿道尔夫．范．根特（Adolf Leonard van Gendt）的设计。范．根特是位颇有经营头脑的建筑师，并不自认是艺术家，标榜顾客需求至上，建筑美学次之，所以设计的成品以实用性来说都有口皆碑。其实，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新哥德派的库伊伯斯与新教徒范．根特文化背景上本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首次合作始于一八八二到八三年间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的设计，之后两人堪称合作无间。

范．根特初次呈现的音乐厅设计，颇神似正在建造中的莱比锡新布商大厦（布商大厦亦有一个著名的乐团），特别是独奏厅正好位于主厅的后对角线上，旁边还环绕著一圈回廊，设计几经改进后却愈发像布商大厦：主厅变窄，周边棱角变圆，外部景观原本花俏的法国风味变成质朴的荷兰文艺复兴式。后来正式建造时，许多装饰性小建构都因经济不景气，能省都省却了。范．根特则自诩他的大作颇有「文艺复兴」之风。

这座名闻遐迩的音乐厅，一八八五年二月十九日动工，八七年竣工，却像有些台湾工程一样，完工之后没钱装潢内部，周边建地纠纷也未了，开张一拖拖了一年。迨八八年四月十一日，万难终于排除，四百二十二辆马车载著贵宾，顚簸著辗过尙未整平、光线昏暗的泥路，云集在灯火通明的大厅前。兴建委员会的成员约斯顿（D.H. Joosten）在开幕致词时强调此厅不仅为古典正统音乐而设，也要为「理想的娱乐」，诸如展览会等举办活动，不过说穿了是为了收入。

说到「音乐会堂」，还必须附带描述当时与往后的周遭环境。先说一八九一年，阿姆斯特丹市的文化建设因「文化城广场」的设计而迈前一大步，这回库伊伯斯仍自许多设计家中脱颕而出。他的「广场」理念是文化区不该全部塞满了建筑物，应该留出空间供各种露天文化活动以及有关的临时建筑之用。阿市「文化城广场」迄今仍没太多改变；一八八二年「世界博览会」即在此举行，「音乐会堂」与好些著名博物馆、梵谷纪念博物馆等共同坐落此区，成为荷兰的文化艺术中心。

为音乐厅「催声」

一八八八年四月十一日那晚「音乐会堂」开幕仪式过后，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开幕音乐会，光参与演出的音乐家就有六百余人，免不了也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应景，其中合唱团即占去五百人，乐团亦有一百廿人规模，不过这一切都是临时的。事过境迁之后，音乐会堂的创始成员们即想到空有一座良好音响效果（今天仍如此）的音乐厅，却没有一个乐团长驻其中，套句今日用语：光有硬体没有软体有何用？于是这群了不起的创始会员又开始四处奔走，并于该年的十一月三日凑足了六十五位音乐家在威廉．凯斯（Wil-lem Kes）指挥下，演出了第一场以「音乐会堂管弦乐团」为名的音乐会，这就是这个乐团开创的伊始。

凯斯是一位很懂得经营的指挥家，他从聘请入团的音乐家不自我设限于荷兰开始，乃至导正听众不再把音乐会当作喝咖啡聊天的社交场所，在在显示他是一位有理想的音乐家。未几，「音乐会堂管弦乐团」声誉鹊起于国际间，这可说是凯斯的功劳，不过他也抵不过苏格兰交响乐团高薪的引诱，一八九五年把棒子交给年仅二十四岁的威廉．孟格伯（Willem Mengelberg）就到格拉斯哥去了。孟格伯上台一干就近半个世纪，把「音乐会堂管弦乐团」带到世界顶尖级，如果不是二次大战期间他做了一些亲德（他祖籍德国）的事，可能一时还下不了台。一九四五年之后，该团另聘爱德华．范．拜努（Eduard van Beinum）总绾兵符，一九五九年却殉职于指挥台上，稍后由海汀克（Haitink）领军。海汀克在位廿七载，直到一九八八年离开。这次将要带队来台北演出的李卡多．夏伊则自一九八八年开始坐上首席指挥的宝座；同时身为荷兰国宝的「音乐会堂管弦乐团」也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成立百岁那天被加封「皇家」头衔，以表彰其百年来为荷兰带来的荣誉与文化功绩。

「厅」与「团」，房东与房客

其实荷兰的「音乐会堂管弦乐团」与其寄主阿姆斯特丹「音乐会堂」的关系只不过许多类似实例中的一个，只是他们血缘稍微亲密点而已。其「亲密」部份亦不过是前述的一段历史渊源，事实上两者在经营上已澈底分家四十余年。然而値得强调的是，音乐厅设置乐团，使之有骨有肉或乐团应有「壳」才算完整乐团，这种观念早是世界各国文化经营策畧追求的目标之一。我们随便检视国外著名音乐厅、文化中心都可发现实例：华盛顿甘乃廸中心的国家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是私人的）、林肯中心的纽约爱乐，以及好些著名演艺团体、旧金山戴维斯厅的旧金山交响乐团，似乎放眼看去欧美日各国许多地方都有著名「厅」、「团」搭配的例子，不过搭配倒不是永远的，有些地方的「团」如果经营不善是要被「厅」扫地出门的，然后「厅」又会另结新搭档，旧金山交响乐团与其市政府的戴维斯厅就是这种关系。记得该团一位经理开玩笑道，「哪一天说不定我们走路，奥克兰交响乐团就会搬进来。」至于有没有倒过来──「团」是主人的？极少，一般乐团三餐不饱，鲜有「不动产」（暂且不谈台湾），不过我倒遇到过一个──美国印地安那坡里斯交响乐团即自己拥有市中心一座由旧戏院精心整修的音乐厅。

尽管国外音乐厅常有乐团长驻，但行政上两者却不相干，除非歌剧院中纯粹作伴奏用的伴奏乐团要听命于歌剧院，否则其经营部份是独立自主的。不过其中有一问题可能发生，如果「厅」是强势，「团」的演出势必受「厅」运作的影响，也就是「团」演出的场次说不定不少是捡「厅」剩下的，反之亦然。这种状况如果套入国内，可能还益发复杂。以台北的国家音乐厅来看，由于近年民间举办的演艺活动质与量大增，且矢志以两厅院为销售场地（兵戎都已随时相见），音乐厅场地早被自制与民间节目抢空，如何有余地供一个驻厅乐团一年再订上百场（国外专业乐团平均演出场数），除非政策性让驻厅乐团有场地保留权，否则请一个「团」进驻等于制造问题。不过话虽这么说，仍建议主管机关或两厅院自己在两厅院基本体质未改变之前，（意指改为财团法人之前）检视一下过渡期的演出政策，包括是否应该自行筹组演出团体或甄选绩效良好的现存公私立乐团、舞团入厅长驻，或仍延续现况等等，多方兼顾的公共演艺文化政策。

堂中有团，发挥效益

至于台中，我们吁请教育厅重视交响乐团不应远离都会区的原则，也即所属之省交尽管搬迁到雾峰镇上，（其实是「鄕」）实在不如迁入台中市，对大台中地区所生之「社教」效益为大。至于何处应为省交长驻，且能加倍发挥功能之所，教育厅所属的「中兴堂」应是理想场地。简言之，教育厅或文化主管机关可通盘检视大台中地区演艺文化政策，尽可能做到「堂」中有「团」（不一定指「中兴堂」或「省交」，各地文化中心亦然。）的地步，将来甚至推及全省各地。

总之，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会堂管弦乐团此次来台除提供喜爱交响乐朋友现场欣赏第一流音乐演奏机会外，也带给我们一条公共演出理念与政策省思的路径。天下没有一个演艺团体天生为第一流，大部份都是经过长期艰辛的刻苦经营。我们各地文化中心如果也依据情况推动「堂」中有「团」理念，假以时日谁说不会出现一些世界级的演艺团体？

 

文字｜林光余 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