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轻日本人很礼貌的看了我一眼，我敏锐地察觉到，在他谦和的眼神背里，有一种宗教般狂热、却温和的信仰魔火。
散场后留在表演中心中庭院子里的舞蹈戏剧艺文界人士都坐在咖啡座上等待，仰颈盼望能够见到卸装后下台来的日本舞踏宗师大野一雄、庆人父子的风采，其中包括等著搭台竹、素君夫妇便车回市区的我。
二十分钟后掌声轻轻响起，众人回首注目，舞台后侧门，上身微微佝偻的大野父子及媳妇谦卑地出现，那场面犹像是另一出舞码的开始。
惊动的人群间，有著一位身裁矮小，穿著极为简单的年轻人，在众多打扮很艺术家、很品味的人群中，显得很特别，尤其是他那几乎已经三个月没修剪的头发更吸引我的注意。我确定他是日本人，是幕后的工作人员，我直觉的以为他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角色；就在这个当儿，促成这次大野一雄来台演出的林怀民过来了。林怀民说星期一晚上，与大野的对谈将是在我的办公室，请他有时间能一起来。那年轻日本人很礼貌的看了我一眼，我敏锐地察觉到，在他谦和的眼神背里，有一股宗教般狂热、却温和的信仰魔火。林怀民介绍他谙希腊文、英文、中文，在饭店做过事，放弃高薪投效大野一雄，像学徒一样，帮大野整理书信、文件，帮忙做灯光设计，到国外谈演出、选场地，拿微薄薪水却无怨无悔。
沟端俊夫（Mizohata Toshio）这样的人可贵、好美。
三个月没剪头发的野孩子
林怀民说沟端来台湾看场地，一个人居然有本事能在今天的台北找到连台北人都不见得晓得在那里，也没听过名字的台币四百五十块钱的旅馆，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头发三个月没剪，像个野孩子。但是他散发著一股光芒，那是我们台北年轻人，尤其是搞艺术的年轻人所没有的魅力。
近年来大部份时间旅寓在大陆的我已愈来愈不喜欢台北的文化演出，我以为台北的演出渐渐沦为浮面的商品形式，而失去文化该有的信仰。如果期望我们的文化厚实，就得有很多的像沟端这样，不知什么是后悔，不知什么是埋怨的传统学徒。悲哀的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
沟端到台北后一直在戏院忙碌。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忙著拆台。深夜凌晨一点我才约到他聊聊。他住的富都咖啡厅早已打烊，附近的咖啡店也都打烊了，我们只好过街到林森北路锦州街，一家不是流氓就是吧女的小咖啡店，附近很像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三更半夜柏靑哥小钢珠噼哩叭喇响不停，让他很惊讶，我却有点羞惭。
日本外语大学毕业的沟端会讲中国话，所以我们用中国话交谈。我当然很礼貌的表现我的来意，对于三更半夜相见我深感抱歉，但是他不以为意，他说来台北一个星期都一直没有时间看看市区，走走很好。由于是用中国话交谈，当然我开口的时间比较多。我开始明白了他为什么去跟随大野的理由及故事。他说因为十九岁那年看了大野一雄的《阿根廷娜颂》的演出，对大野非常著迷和景仰，但一直不敢去找他，学校毕业后，在银座第一饭店做了两年事，后来实在按捺不下心中的孺慕之情，决定去大野的舞蹈班学习。一九八五年二十八岁，从随大野到欧洲旅行表演，开始跟随大野直到现在。什么都不懂，大野也从来不教什么，他都得自己看著做。从来没碰过灯光，在义大利演出，法国灯光师回巴黎休假，他打鸭子上架──没有说不懂的权利，于是按照自己的办法就做了第一次的灯光，大野接受了。大野要的灯光就只是那种生活的生活方式，不用做作；八年来大野从不教他，他自己看着办，什么都做，他是舞团灯光、剧务行政、经理兼翻译，别人不做的他都捡来做。今年，他三十七岁了……。就像我自己的建筑学徒生涯，我曾经在恩师汉宝德门下十二年，直到三十七岁那一年才离开。
台湾的沟端俊夫在哪里？
沟端问我为什么要暂时离开我的师父，我当然向他说了一堆大道理，说中国人说四十而不惑，在我四十岁之前，我决定离开师父的宇宙去看看外面的天空，只可惜，师父的宇宙太大了，我虽然看到他思想的原点，却只能围著打转，我期望能离开去寻找并开发自己的原我，否则将来最大的发展可能也只是师父创造的宇宙而已，而如果我能找到师父的宇宙圆线，侥幸能切线出去，也能智慧的发现自己的原我，并且努力开创自己的宇宙小圆。
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虽然没有直接留在师父门下，但是却不断不停地领受师父从不点头的教诲。我心里明白他在帮我寻找并开发我智慧的原点，成就一个属于我生命的原我。
沟端问我是师父教我这样思考的吗？我说不是，但也是。我的师父也从来不教我。
深夜三点了，回旅馆途中，沟端说他想折回林森北路走走看看台北，都来台北一个星期了，深夜三点才能有点时间看台北。这就是沟端，一个日本舞踏宗师学徒的沟端，一个可以等待的日本精致文化的继承人，一个吿诉我为什么日本文化能有今天的学徒──沟端俊夫。
然而我不禁自问，台湾文化的沟端俊夫在哪里？
文字｜登琨艳 建筑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