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舞踏大师大野一雄和其次子大野庆人翩然抵达台湾,为我们带来两套舞码《睡莲》、《死海》,和三场极为动人的演出。此外,他们在艺术学院举办了一场舞蹈讲座,在教室中领著学员婆娑起舞,给学员许多启发。我们更趁著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邀请云门舞集的林怀民、艺术学院客席教授萨尔.穆吉扬托和大野父子进行了一场精采的对谈。
建筑家登琨艳的工作室有满屋子古色古香的明朝家具,四面墙上挂著素雅的卷轴水墨,为了迎接大野父子的到来,主人买了数朶长梗白色姬百合揷在水瓶中。大野一雄进门就被桌子上一尊美丽的观音头像所吸引,他走到头像面前,即兴舞了两三分钟。舞毕,他在众人吃惊的目光中走回座位。他说,台北有靑山围绕,起伏的山峦像斜躺的观音,感觉是台北受著观音的保护似的。他到台北来精神、演出都顺利,观音也保佑了他。因此看到了观音像就很自然的想走过去回礼、问好。他提及当还在日本体操大学念书时,住在宿舍二楼,同层有三、四名台湾留学生,他常和他们无拘无束的交谈。他到台湾来演出,这些感觉好像又回来了,是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林怀民:非常谢谢您到台湾来,给我们带来如此精采动人的舞蹈。《表演艺术》杂志举办这场访谈,正好让我有机会向您请教:您在舞台上的表演,把婴儿般的纯真和岁月的沧桑不可思议的合为一体。我很好奇您跳舞时,头脑里想些什么?
大野一雄:使用头脑的工作要让给政治家和经济学者。跳舞时我只用「心」来跳。
林怀民:(大笑)我同意。如果跳舞时大脑仍想事情,那就不是纯粹的舞蹈了。
萨尔.穆吉扬托:两年前我曾在纽约看到您的演出,当时您已八十六岁,此回再度观赏您的演出,仍是感动不已。我想请教大野先生在舞了这么多年后,您认为舞蹈是什么呢?
舞蹈就是对生命非常地珍惜
大野一雄:简洁地讲,我觉得舞蹈就是一种对「自己」或是「生命」非常珍惜的心情。
大野庆人:除了珍视活著的人,已死的人,他也一样地看待。在他的哲学中,死后还有生命,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相互珍惜,舞蹈的意义就会彰显。
林怀民:请问您们在演出前如何准备自己,以进入演出的情緖?
大野一雄:我总是平常就先尽可能做好准备,而非等到上台前。
林怀民:平常我们常用「画妆」来进入一个角色,或者「暖身」,甚至有人要「打坐」,您完全没有这类的仪式吗?
大野一雄:(很肯定地)对,我从来没有准备过。
大野庆人:家父很强调这一点,他总是上台就很自然的演出了。他认为在表演的当下只要「忠实」自己就行了,他也的确可以达到此种境界。
我自己则在刚站上舞台时想像我正面对著许多过世的人,并向他们行礼。我们认为自己背负著前人的智慧、传统,没有那些逝去的人,就没有我们。
林怀民:许多民族在跳舞前也有向祖先祈祷的仪式,表示对死者的敬重。请问和亡魂的亲密关系,和对死者的敬重是属于先生个人的哲学呢,还是日本文化中本有的特色?
大野庆人:父亲的徘歌老师曾吿诉他:「人是由传统累积而成的,既然从前人那里接受东西,就该对他们常存有感激之心。」他也总是记得这件事。
日本人有个纪念死者的「盂兰节」在每年的七月十四到十六举行。在这三天中,人们把已去世的亡魂接回家中来,并把他们生前爱吃的、爱看的都一一摆出来。在日本文化中,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本来就有著极亲近的关系。
林怀民:这就是我们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吧。
花的美丽 就是生命的美丽
萨尔.穆吉扬托:我非常羡慕您们父子俩可以一起到世界各地旅行,同台演出。我也想请教大野庆人生先三个问题。第一是您和父亲跳了这么久的舞,您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什么?第二是爸爸教了您什么?第三,您为什么要跳舞,而且还随爸爸步上舞踏表演者的生涯?
大野庆人:童年时我曾随土方巽先生习舞,若不是土方先生的引导,我也许不会走上舞台,成为舞者。
至于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什么?这我不敢说,因为总觉得没完全做到父亲的要求,仍没办法完全的专注,心境还是会受到周遭事物的影响,必须再花上几年的岁月才能略有领会罢。记得父亲曾要求我模拟花的心境跳舞,当时我很生气,心中暗想如果我能跳好一朶花,那末,我不如就做一朶花好了,何必来跳舞呢?直到七年前,我生了一场大病。在养病那段日子中,我突然顿悟了,原来父亲说的花的美丽,其实指的是生命的美丽。
萨尔.穆吉扬托:这使我想起下午大野父子在艺术学院给学生上的课。大野一雄先生吿诉学生跳舞不要只重视外形,应把注意力转到内心的感受上,对学生相当地有启发性。前天晚上,两位先生半即兴的演出,有著很强的表达力量,相当地撼人,可以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吗?
大野一雄:我在一九二九年曾于东京帝国剧场观赏被称为「西班牙之女La Argentina」的舞蹈家Antonia Mercé 的演出。她是一位很认真工作的人。她的表演触动了我献身舞蹈的想法,也给我非常深远的影响。我无法忘怀她跳舞的样子,即使是现在,当我站上舞台时,她仿佛仍站在那儿对我说:「来吧!来吧!和我一起跳舞!」
我以为生命的诞生必伴随著死亡,生和死是共存的。就好像婴儿在母胎中时是靠著胎盘经由母体提供养分,母亲以血肉之躯供养幼儿,幼儿每成长一寸,母亲的生命力、生命期就消耗一尺。死而后生、周而复始,这是宇宙亘久不变的真理。
对母亲的深深依恋
我的舞蹈也和母亲有深刻的关系。小时候我是个非常任性的孩子,常吵著母亲买这买那,但很多时候并非因为我喜欢那样东西,只是想借此引起母亲注意,渴望和母亲合为一体。母亲辞世后,我常恶梦连连,梦见母亲变成一条毛毛虫,全身毛茸茸的,目光炯炯有神,醒过来后,看到别人的手指头还会误以为是母亲显灵呢!我后悔以往太过任性,如果孝顺一些,也许今日就不会有梦见母亲变成毛毛虫的可怕下场了。但若不是我的骄纵任性,对母亲的感念也就不会这么刻骨铭心吧!
我淸楚记得母亲在家中走动、吃饭、坐在角落里补衣的种种情景。我在舞台上假扮她,想进入她的灵魂。她现在在梦什么、想什么呢?我相信死去的人也作梦。
林怀民: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您有九年的时间完全没有出现在舞台上,请问那些年您在做什么呢?
大野庆人:家父在那段时间拍了三部关于他自己的电影,分别为《O氏的肖像》、《O氏之曼陀罗──游行梦华》、《O氏的死者之书》。这些影片没有情节性的敍述结构,而是由诗意且富有超现实意味的画面所组成。
林怀民:一九八〇年在海外成名之前,您完全没有政府补助,请问那时您靠什么过日子?
大野一雄:年轻时我担任高中女校的体育教师,并以此收入来维持舞蹈创作。
林怀民:可否描述令尊成名前的情景?
大野庆人:舞踏本来是一种地下的活动,不受政府的鼓励。许多反体制的人很关心这样的艺术活动,这些观众是支持我们表演的力量。家父在一九五九年开始举行「舞踏发表会」,在战后不久的当时这被认为是非常奢侈的活动,要课百分之一百五十的税,往往票房越好,我们家财赔进去的也就更多。有一回我向母亲借钱,母亲吿诉我家中的钱因为父亲的舞蹈,已经挥霍光了。
林怀民:您被称为「舞踏之父」,您是否在乎您所跳的是不是「舞踏」呢?
大野一雄:我被称为「舞踏之父」或许是由于年纪的关系吧!但不管是「现代舞」还是「舞踏」,重要是你是否不断地累积经验。随著岁月,肉体日渐衰弱,甚至死去,精神却会不断往上提升,即使死去,我的精神仍将继续跳下去。
林怀民:对日本其他的舞踏团体您有什么看法吗?
大野一雄:如果勉强要说,就是太「系统化」或「定型化」了些。许多人都把舞踏当成一种技巧来学习,违背了舞踏的创始精神:打破特定舞蹈技巧规范,让身体自由的表达自己。
和著童年听过的音乐起舞
萨尔.穆吉扬托:我觉得在您的舞蹈里面经常有著长时间的静止,是非常有力、简洁的表达。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好而印象深刻的是您对音乐的诠释,不管是现代机器做出来的音乐,或是古典音乐,它们彼此的结合或和舞蹈的结合都非常的自然,好到已使人忘掉音乐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古代的或今天的。我的问题是您本来就喜欢这些音乐吗?您舞作的灵感是否取自这些音乐?想请教您的舞蹈和音乐的关系。
大野一雄:我总是特别去找出童年时代听过的音乐。因为那些音乐已进入我的身体和细胞中,所以我在使用这些音乐时一点都不会觉得不自然。并非先有音乐,然后有舞蹈。而是先有舞蹈,然后再去找出我小时候听过的音乐。
我成长于日本北海道的函馆。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刚好有机会去听贝多芬、萧邦等人的音乐。在街上则可以听到三味弦的演奏,我撷取在日常生活里听到的东西,并不理会是外国的还是日本的音乐。有一回,正好碰上有歌舞伎到函馆来演出,我也淸楚的记得曾经走到后台,仔细窥视歌舞伎艺人们的世界。我也曾被老妇人牵著手,带到庙里去玩,听人念诵佛经。这些都是我跳舞音乐的泉源。
大野庆人:今天下午在和学生一起上课的时候,我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他们的东方气质。
什么是东方的气质呢?正如这些挂在我们四周墙壁上的水墨花卉吧,不论是花还是树木,都给人一种非常脆弱、纤细的感觉,但它们却支撑到最后才会屈服。这种强韧的生命力,一定撑到最后一秒才枯尽的精神,正是东方和西方大不相同的地方。
林怀民:我想这和文化与生活都有关系。艺术和生活一体是东方很重要的传统。今天我们穿著牛仔裤、吃汉堡,但身体里面仍然有著一点那样的东方。我上课常常跟同学讲:「不要再学跳舞」或者「不要再学编舞了,那学不来,去生活。」在看过大野先生的演出和演讲后,也许我该说让我们「认真地」去生活。两位先生的拜访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和肯定。我想在此特别的谢谢您们。
纪录、整理|黄尹莹
时间:一九九四年六月六日 20:30
地点:中山北路登琨艳工作室
主持:林怀民(云门舞集艺术总监)
出席:大野一雄(舞踏家)
大野庆人(舞踏家)
萨尔.穆吉扬托(印尼舞蹈家、国立艺术学院客席教授)
日文翻译:谢安(摄影家、社会工作者)
英文翻译:李静君(云门舞集资深舞者)
列席:林静芸(《表演艺术》主编)
记录、整理:黄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