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所谓锣鼓乐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锣鼓及管乐（有的还有弦乐）的合奏，即吹打；另一种是指仅用体鸣和膜鸣乐器，即一般所谓打击乐器的合奏。后者现在通称淸锣鼓。淸锣鼓属不具旋律乐器，但以节奏变化取胜，音色对比见长，为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之用。中国作为表演用的淸锣鼓有四川的闹年锣鼓、湖南的打溜子（土家族）、湖北的祭祀锣鼓、天津的法鼓、西安的打瓜社等。本文是以打瓜社为例，一探中国传统淸锣鼓的演出型式。
中国的所谓锣鼓乐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锣鼓及管乐（有的还有弦乐）的合奏，即吹打；另一种是指仅用体鸣和膜鸣乐器，即一般所谓打击乐器的合奏。后者现在通称淸锣鼓。本文所硏究的打瓜社音乐（现称铜器社）属于淸锣鼓合奏。
在众多的中国传统合奏中，经常被提到的是丝竹和吹打两类。锣鼓有时被归于吹打，因为吹打合奏中往往有单独的淸锣鼓乐段，但有时则被省略不提。前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高厚永在他的《民族器乐概论》一书中很淸楚地将合奏分为吹打、鼓吹、丝竹、弦索和锣鼓五大类，给淸锣鼓一个明确的定位。（注1）
淸锣鼓虽属不具旋律乐器，但以节奏变化取胜，音色对比见长，而且是凝聚众志，协力同心的一种群体活动，所以能够长存民间，并作为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之用。它和非洲、中南美洲和东南亚许多群体音乐乐种有相似的传承过程、表演形态和社会功能。
除了许多地方都有，大家也比较熟悉的舞龙、舞狮的伴奏锣鼓及戏曲的闹台锣鼓之外，中国作为表演用的淸锣鼓有四川的闹年锣鼓、湖南的打溜子（土家族）、湖北的祭祀锣鼓、天津的法鼓、西安的打瓜社等。至于一般所提到的潮州大锣鼓、台湾北管锣鼓、苏南十番锣鼓、浙东锣鼓、西安鼓乐等基本上是吹打乐，但包含有淸锣鼓乐段。
打瓜社音乐的背景
电影《黄土地》中那一场粗犷雄伟的陕北安塞腰鼓令人印象深刻。华夏文明发祥地的陕西的确是打击乐之鄕，无论是陕北、关中或陕南这三大区域都有丰富的吹打和锣鼓乐种。各村各镇都组有吹鼓班子，而且往往是以一家一户或本村的人为成员，例如咸阳区有三百多个班社，演奏员多达两千人。（注2）李皓宇和艺萠将陕西众多的锣鼓乐种分为伴奏锣鼓、淸锣鼓和表演锣鼓三类。伴奏类是作为社火伴奏，如秧歌、高跷、竹马、旱船、耍狮等民俗活动；淸锣鼓是纯演奏；表演锣鼓则是演奏时加上简单的舞蹈动作，如咸阳的牛拉鼓、安塞的腰鼓、洛川的蹩鼓等。「陕北多为伴奏锣鼓，关中一带以表演锣鼓和淸锣鼓见长，陕南以伴奏锣鼓和淸锣鼓显现其特色。」（注3）在这么富饶的土壤中，打瓜社音乐孕育、成长而开花结果。
打瓜社是社团名也是乐种名。它也称社家伙，近年其社团名已渐渐采用铜器社或鼓乐社，因此本文以铜器社称其组织，但仍以打瓜社称其乐种。这种乐社分布于关中千年古都西安及其近郊，东郊有灞桥区的张家堡、月登阁；南部有雁塔区的北他头、瓦胡同；北郊有未央区的赵韦庄等，一共五十多社，其中长安县的鲍北有三社，西安市的瓦胡同也有三社，其他皆一村一社。（注4）
除了作为节庆之用外，西安市及市郊各铜器社每年农历二月二日及八日都聚集到大雁塔下、王曲街上进行比赛，该区店舖焚香鸣炮相迎。这种比赛连续一天一夜，各社只能奏自己的曲目。比赛的标准为曲目丰富和水准高超，另以年龄小（十一、二岁）的社员为傲。听众还可以点曲或要求重奏。鼓师被尊称为「鼓头」，是领导人物，广受注目和爱戴，也会受到披花带之荣殊。瓦胡同铜器社则另有一位「指挥」，以手挥舞打拍。铜器社组织有固定和非固定，成员皆以农民为主。固定的曲目比较丰富，技艺比较高超。
据说一百年前这种乐社原来还有管乐器如笛、大喇叭和丝弦乐器。但因比赛时发生纠纷，管弦乐器被用作武器，因此日后被废弃。但此说并无确切根据，一般可以将这种乐社的历史上溯到宋、元时代。（注5）
铜器社传统上为年节喜庆和庙会演出的传统仍在。以瓦胡同村的为例，农历正月十三日长安县杜曲四坡老爷庙会、十五日本村送香火、十六日大雁塔古会、十九日张义庙大腊会、二月二日灞桥老洞药王会、长安县江坡药王会、八日长安县城隍庙会、六月一日南五台庙会等都是出阵的时机，（注6）近年又加上为企业开幕、群众集会、送喜报捷、迎送贵宾、学术会议等演出。
每一个铜器社不但有乐师，还有数目众多的仪仗人员，这些人的工作是在演奏时（尤其行进时）持旗旌锦牌；开始时会燃放鞭炮，完全是节庆的气氛。仪仗和乐器可以说是同等重要的，有时也会用到大头面具、狮子等。
打瓜社乐器编配
陕西淸锣鼓乐种也和许多地区一样分为粗、细两类。粗的又称「瓷家什」（瓷＝硬），用大鼓、大锣、大镲等，气势宏大，多用于行乐，如乾县的「蛟龙转鼓」用了七面鼓、六面锣、十四付铙；韩城的「百面锣鼓」用了二百面大鼓、六十面大锣、三十付大铙，加上仪仗有四百人。细类又称「苏家什」（苏＝柔），西安区的铜器社皆属于这一类，其乐器以大八件和小八件来分，前者奏主要声部，变化较多；后者负责固定的节拍，皆奏一、二、一、二拍子。下面是打瓜社乐器的编配，括号为别称：（注7）
大八件
鼓（达卜）单面，挂于四足架 1人领奏
银锣（云锣） 6-8人
马锣（堂锣） 2人
大锣（勾锣）平面凹心，挂於单架。 2人
铙（大水钗） 4-6人
小八件
小锣（手锣） 2人
小镲（小水钗、铰子） 2人
碰铃（铃、甩子） 2人
梆子 2人
以上的大八件不包括鼓，而铜器也不只八件；小八件一般是四样八件，全部演奏员有二十三到二十七人。瓦胡同村的铜器社在此基础上将大八件增加为银锣十六至二十人、马锣四人、铙八至十人，其他不变，加起来则有四十人，仪仗另加二十人，又用了一位「指挥」，锣皆用木片击奏，但大锣用短棒。八大件中最特别的乐器是马锣，马锣直径十九点五公分，边宽二公分，以绳系之；奏者将绳系于食指与姆指间，每当一个乐句结束时，将马锣击一下后往上抛入空中复收回闷住余音，前后二、三秒，以发出特殊的音响效果，动作和节奏配合得准确无比，营造出一个活泼动人的场面。奏者多分立于鼓头的两侧，是听觉和视觉的集中点。
锣鼓经
由于传统上多以口传的方式传承，打瓜社音乐没有乐谱，以状声字的音节组成乐段、乐句，称为锣鼓经；这一点和世界上许多传统打击乐的传授是相似的，但各社所用的状声字有一些出入。
瓦胡同村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存有一本手抄的札子谱（锣鼓经谱）叫《乐器歌本》，是该村艺人齐志鑫等人从长安县西兆余村学习这一种乐曲，凭实践和记忆于一九五三年记录下来，共有十五首，有状声字及一些符号但无节奏（见谱例）。其例如下：（注8）
J＝银锣 当＝马锣
一＝休息 X（嚓）＝大镲
※（格㮙）＝鼓滚奏
当个浪当＝马锣滚奏
、＝乐节符号 。＝乐句符号
排＝乐章 二还＝反复一次
后来该村艺人又加了少量文字和符号而形成现在通用的状声谱。有趣的是此乐种在西兆余村已失传，他们反须回来向瓦胡同村学习。（注9）
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则有系统地收集和记录了伴奏锣鼓曲八首、淸锣鼓曲四十首和表演锣鼓曲十五首，合计六十三首，其中大多有译成演奏谱，十分珍贵。这四十首淸锣鼓作品的曲名以标题性的最多，如《鹞子翻身》、《千军万马战三关》、《鸭子拌嘴》、《狮子乱抖毛》、《龙斗虎》、《钓鱼》等；也有以练习的基本鼓点命名如《两槌》、《四槌》；以乐器数目命名如《十样锦》；以反复次序命名如《三起三落》；以形声命名如《当当匡》（第一句状声字）；乃至于以乐社命名如《打呱社》等，不一而定。
乐曲结构
打瓜社音乐组成的最小单位叫「节」，有一、三、五、七各节的基本单元，和中国其他打击乐的组织相同。例如京戏锣鼓经的「仓」为一字节（一字一拍）、「仓切仓」为三字节（三字二拍）等，不同的字节组合就形成乐句和乐段。袁静芳对十番锣鼓中的锣鼓乐分析硏究可作为打瓜社音乐分析的最佳典范，即一首作品是由许多「节奏型的重复、变奏或多个节奏型的联缀、变奏」而成。（注10）
下面例一是《金猴闹春》第一排（乐段），由三字节（在括号中以数字显示其节奏型）和七字节两种单元的反复变化所组成。乐谱由瓦胡同铜器社提供：
一、《金猴闹春》（第一排）
丁丁当、当丁X、当当丁、丁当X。二还 （3+3+3+3）
丁当丁当当丁X、当丁当丁丁当X。二还 （7+7）
丁当X、当丁X。二还 （3+3）
丁当XX当当丁、当丁XX丁丁当。二还 （7+7）
以现代的谱式，上列三字节即♫♩（二拍），七字节即♫♫♫♩（四拍）谱中明显地以用了对比、平衡及变化的原则，有节的数目及乐器的音色对比、平衡及变化（一行之内及行与行之间）。
曲例二为《百鸟朝凤》（见字谱）的第一排，也由瓦胡同铜器社提供：
二、《百鸟朝凤》（第一排）
X一X、XXX、丁当丁。X一X、XXX、当丁当。二还（3+3+3。3+3+3）
XX丁当丁。XX当丁当。二还 （5+5）
丁当丁、当丁当。二还 （3+3）
丁当丁当X 丁当。二还 （7）
XX丁当X丁当。二还 （7）
丁二丁、XXX。当二当、XXX。二还 （3+3。3+3）
丁XX、当XX。二还 （3+3）
丁X当X丁当X。二还 （7）
此曲乃以三、七单位为主，但加了一行五字节单位，也善用对比、平衡及变化原则，变化比前者多。不过总的来说，打瓜社音乐的排列程式和乐曲组合比十番锣鼓简单纯朴。
依袁静芳的硏究，十番锣鼓的一、三、五、七字节单位和古代汉语诗词的语法组织有密切关系。「诗词中的意义单位和声律单位（即节奏）往往是结合得很好的。」（注11）打瓜社音乐的锣鼓乐段正是以一、三、五、七的字节单位的组合。这种土生土长的农民节奏和古代文人的诗词规律竟然一气相通，实在是一个値得玩味的文化现象。
淸锣鼓曲的「排」（乐段）再加以扩大，以不同方式连接或反复就形成了固定的曲式。陕西锣鼓乐（包括打瓜社）有下列数种曲式：（注12）
(1)段子曲：由二、四、六等短句组成，不断反复，适合于行进之用。
(2)单牌子曲：完整的单独乐章。
(3)联曲：两个以上完整单独乐章的联结，即多段体。（有如组曲）
(4)套曲：多个乐章依一定次序组成，包括某章的多次反复，即循环体。（有如廻旋曲）
以打瓜社的《农家乐》，即《三起三落》为例，此套曲有一段反复三次如下：A（一起）──B（一落）──C（二起）──B（二落）──D（三起）──B（三落）──E（结尾），其B之固定再现（细节有变化）颇像廻旋曲。（注13）
瓦胡同铜器社（注14）
瓦胡同村位于西安市南郊，属于雁塔区长延堡鄕，全村七街八寨二千多人，以王氏为主要宗氏。据说淸乾隆年间（1736-1795）村民以击陶片为乐，称为「敲瓦碴片」，开始了铜器社的历史，如此则已有了二百多年。到了民国七、八年间（1918-1919），王甲喜和齐志鑫组织村民到长安县西兆余村拜师学习才正式成立现在这种形态的乐社。从王、齐迄今已传到了第五代演奏员，全村二千多人中有五分之一人口，即四百人可以演出。成员也从农民扩充到工人、商人、公务员等，年龄从八、九十岁到十一、十二岁都有，而且一村之内有西社（最有代表性）、南社和北社三个组织，一次出场的人员连仪仗队有上百之谱；演出方式有行社（进行）和舞台两种。从一九八四至一九〇〇年该社参加过七次雁塔区锣鼓乐大赛，连获七次冠军。一九〇〇年春的秦王宫锣鼓乐大赛也夺得金杯奖。一九九〇年三月他们加入陕西省打击乐学会时改名为「瓦胡同鼓乐团」。因此目前有数个名称，因时因地而用。
一九九二年夏，笔者访问该社时，出场的有六十多人，其中表演者四十人，其他为仪仗队。表演者最年长的是击大锣之一的王善平，时八十九岁，为第二代传人；最幼者为数个银锣手，皆十一、二岁，为第五代传人。团长是王甲智（提供口述资料者）、副团长王善精（指挥）和王启仓。鼓头为王福兴、马锣手为傅柏成（锣鼓经口述者）、王福民和王善宏三人（缺第四位）。所用之场地为以卖肉夹馍致富的王宝生所新建的二层楼房前院，但行社之列队迎接则贯穿全村主要街道。各类旌旗锦牌全部出笼，正中上方之门旗上书「陕西省打击乐学会瓦胡同鼓乐团」，其下四条竖幅分书「以德服人」、「以艺撼人」、「以礼让人」、「以乐为人」、中间另一锦旗也有门旗之字样。其他龙凤彩旗分树各处。演奏队形以鼓居中，马锣分两侧，后以铙、银锣及八小件分两队对立，大锣两面则对立于最前端（接近观众）之位置。所奏之曲目为《金猴闹春》、《龙虎斗》和《农家乐》，又有单独或小组示范；另有口头访问等。虽然是特别安排之演出，但其声势及气氛和节奏毫无差异。
注释：
注1：高厚永。《民族器乐概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P4。
注2：李皓宇。《陕西吹鼓乐述略》。1988，pp.1-2。
注3：李皓宇、艺萠。〈锣鼓乐述略〉收于《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p.575。
注4：王智甲口述，李世斌采录。《西安市瓦胡同铜器社简介》，pp.8-9。
注5：艺萠。《打瓜社概述》。
注6：李世斌。〈西安市瓦胡同铜器社简介〉，收于《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P.582。
注7：同注3，pp.576-577扩充而成。
注8：同注6，pp.581－582及注4，pp.5-6。
注9：同注4，p.5。
注10：袁静芳。〈民间锣鼓乐结构探微：对十番锣鼓中锣鼓乐的分析硏究〉，收录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p.15。
注11：同注10，P.22。
注12：注3，pp.577-578。
注13：叶栋。《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pp.109-110。
注14：除实地访问外，并依注4、5、6而成。
文字｜韩国𨱑 北伊利诺大学音乐系教授
说明：一九八八年七月笔者参加在西安音乐院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及陕西省打击乐学会成立时，首次接触打瓜社音乐，由雁塔区瓦胡同打瓜社演出，即决定进一步探索这一乐种。因此于一九九二年夏天专程赴该村访问。本文即以该次访问及所收集之资料撰成。文中如无作注皆实地访问之资料。在此感谢西安音乐学院刘大冬教授、陕西打击乐学会安志顺先生及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袁静芳教授所作之协助及资料提供。但最大的敬意自然属于勤劳乐观，充满热情与活力的瓦胡同村铜器社诸团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