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会常用来和委员沟通的方式，不外办说明会、印说帖、派员报告等；但各部会人员和立委的交情，则是重要的润滑剂。如何了解委员的需要和立场，化可能的干戈为玉帛，必须靠国会联络人员和委员间长期培养的互动和了解。
立法院的牛步化议事效率，已经变成政府单位，甚至立法院自己的挡箭牌。有人说，政府在拗不过民众或利益团体压力时，就弄个法条或修正案送到立法院，反正还有数以千计的法案在排队，哪时候才会轮到讨论，只有天知道。
立法委员谢锦川在日前为了推动艺术教育法，在拜访台南艺术学院院长汉宝德时谈到一个有趣例子：某件民国四十二年提出的法案，到目前几乎所有提案人都已经不在人世，案子还在痴痴地等候重见天日。
根据目前统计，立法院中积压待审的八百多件案子中，和文化有关的还不到四十件，显然是个很小的族群。一方面由于能够引起广泛注意的文化类重大法案并不多；同时，文化类法案在意识型态上争议较少，各党委员对于居于弱势的文化也都采取支持态度，使得文化法案的「库存」，并不如想像中般严重。
事实上，近年来对整体文化生态影响较大的如「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设置条例」、「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案」等，从提案到通过都在同一个会期中完成；「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的通过也十分顺利。教育部的成绩也不差，「大学法」、「师资培育法」、「教师法」等大案，在近两个会期中，仅以「微波荡漾」通过立法或修法。
多多联络，多多培养共识
虽然攸关文化、教育的法案在立院中能顺利过关，立委的支持程度是最重要的关键，但提案单位的努力也是不容忽视。文建会负责国会联络多年的秘书室主任尹章中坦白表示，立法院是个极为庞大、复杂的政治结构，各种各样的运作同时在进行，要让法案顺利通过，提案单位必须看准「脉动」，抓住意见和立场的「最大公约数」，并且要对相关法案的立法过程深入了解。
尹章中指出，急切的法案在提出时，必须先争取行政院认同，并列于优先位置；接著必须说服执政党立院党团，接受行政院安排的优先顺位。进入立法院后，则要对教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及程序委员下功夫，让他们在长串法案名单中，有志一同地了解该法案的重要。当然，在开议之前，提案单位还必须积极和三党委员沟通，折冲意见、寻求共识，「最好在委员要发言前解决所有的疑问。讨论时发言愈少，法案愈容易通过」尹章中说。
各部会常用来和委员沟通的方式，不外办说明会、印说帖、派员报吿等；但各部会人员和立委的交情，则是重要的润滑剂。在立法院生态中，投赞成票的委员未必真心认同；反对者的原因，也可能来自法案外的因素。如何了解委员的需要和立场，化可能的干戈为玉帛，必须靠国会联络人员和委员间长期培养的互动和了解。例如在审查文建会组织修订案时，新党委员既不想出现「全体一致赞成」的场面，又不便发言反对，于是全体缺席，前往外地视查；又如在一读会时打消委员提出的保留院会发言权，使法案顺利二读、三读，常常都是运作的结果。
和文建会相较，教育部的法案比较容易出现争议，例如大学法等。除了和委员沟通外，教育部负责国会联络的国教司副司长周灿德认为，愈是有争议的法案，愈要注意在事前吸纳各方意见，例如在法案拟出前举办座谈会，多方参考民间及立委的意见。周灿德说，虽然国会中的争论无法避免，但照顾到多方意见，对协商或建立共识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民间团体的努力推动
除了政府单位，民间声音更是结合立委的背后力量，例如推动「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案」过程中，中华私有古迹保存促进会理事长严秀峰十多年来不断的奔走、坚持，就是使得该法案能够数度「绝处逢生」的原因。
现行文化资产保存法系于民国七十一年公布实施；至七十四年农委会成立，行政院于是要求文建会重新检讨法案中的权责归属，也从此展开漫长的修法过程。其间文建会三度会同有关单位修法，开了大小会议数十次，最后案子在立法院中历经三次联席会审议后，六十一条的法案讨论至第七条，其中通过三条、保留三条。「不是不要修，而是根本修不下去了」立委刘光华在访视文建会时谈到，文资法中太多地方和未修定的行政院组织法互相杆格，即使教育委员会全力支持仍是枉然。
严秀峰回忆推动修法的过程，真是辛酸满腹。面对不断倾颓的古迹，政府文资法修订却举步维艰；严秀峰只有联名四千人上书总统，并在立委林浊水的支持下，结合民间古迹业主、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民间版」文资法修正案。但是当两个版本同时在立法院中待审时，却因为内容差距过大，遭立法院退回文建会。经过文建会请各部会硏议结果，使文资法修正走上回头路，符合民间期望的「民间版」，却几乎完全不被相关部会接受。
而就在政府、民间一筹莫展时，先是翁金珠等六十二位委员，在十月初以临时提案方式，将文资法中提供古迹「发展权转移」法源的三十八条之一直接保送二读，接下来同样是官方难以接受的五十五条之一、三十条、二十六条等，在立委的运作下也将陆续「化整为零」提出。林浊水和翁金珠都认为，整部文资法的修订太复杂，在院会中也会占用太多讨论时间；提出部分急迫的条文先修，则是较务实的做法。
相较于文资法得到立委的主动支持，国立中正文化中心的设置过程，身世就显得更坎坷了。
两厅院在七十四年成立暂时性的筹备处。七十六年，立法院进行「国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处组织条例」一读时，对两厅院的经营应采公务单位或是财团法人僵持不下于是搁置；直到八十一年行政院的「组织暂行规程」行政命令，才解除了该中心长达七年的「筹备」。同一年，当时行政院秘书长王昭明在一项会议中要求教育部拟定「财团法人中正文化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并在八十三年送立法院。虽然上个会期中，该条例草案终于挤进议程，但却因为出席委员的人数不足而流会。
中正文化中心主任李炎在年初的一项记者会中表示，立法院能否通过两厅院为财团法人型态，或是要求设立公务机关，目前还很难说；虽然两者各有利弊，但李炎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早些定案，让中心可以调整体质，也让同仁安心。
文化人应积极争取发言权
在本次被朝野宣称以审法案为重的会期中，许多延岩多时的文化类法案都将再度燃起希望。周灿德指出，艺术教育法、特殊教育法、财团法人中正文化中心组织条例、教育广播电台设置条例、国民教育法、教育人员任用条例部分条例修正案等，都将有机会排上议程或完成审议；但他也指出，政府是一体的，在「亚太营运中心」等大政策方针下，各部会对法案的先后顺序要有整体考量，不能本位的认为自己部会法案都应该优先。
相较于经济、产业等类别法案，文化类法案不可能得到「国家重要政策方向」的保障，同时也缺少压力团体参与运作，多年来始终是默默耕耘。但翁金珠则乐观的认为，近几年文化界拓展了不少发言权，让立法委员更了解民间文化工作者的需求，在问政上帮了很大的忙。
比起其他立法院中的「案兄案弟」，文化类法案或许可以庆幸地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文化人士仍应思索如何凝聚力量，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找出著力点，并在政府形成政策或法案的过程中争取参与，用积极的意见，提供法案更完整、周到的体质。如果在法案或组织条例历经千辛万苦通过后，到实行时才发觉其中政府「行政方便」的考虑大于对文化的实质关照，必须要靠修法才能解决问题时，一切就已经太迟了。
文字｜于国华 新闻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