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媒体无意建立独立可信的批评立场，一点点批评必须里以大量的同情。而制作人或导演，还可以振振有词地用自己的努力或观众的反应，来为作品辩论。作者以法国盛大纪念作家马候逝世二十周年的事件、及巴黎当地剧院与剧评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没有文化的社会」的反思。
以马候之名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法国作家马候逝世二十年的忌日，他的骨灰以盛大的仪式移奉万神殿。并不是所有伟大的法国作家都会被抬进万神殿，像波特莱尔、普鲁斯特、沙特及波娃都安息在巴黎市区的墓园内，而万神殿却是树立「民族英雄」精神标竿的地方。如今长眠于雨果、左拉之侧，身兼作家、政治家、文化斗士多重角色的马候，发散的社会影响力，显然已远在他的文学成就之上。
安德烈．马候（André Malraux,1901-1976）的名字从前在台湾鲜少听闻，想来是由于他小说中明显的左倾立场。他不但亲身参与亚洲各地的革命与西班牙内战，而且主要作品如《人的状况》、《希望》无不直接反映这些经验。他生前的声望之高，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名单上一度凌驾一九六九年获奖的贝克特。
死后二十年，马候首度被全面性地追怀。马候在地铁海报上，马候在电视里，马候在杂志封，马候在邮票上，马候导演的影片重新回到电影院。不仅作为一名代表时代良知的作家，可以由于他担任法国第一位文化部长时，所揭橥的文化理想。使得这股风潮当中，各种以文化为名的群众运动也不约而同地抬出马候作招牌：「一个没有文化的社会，即没有记忆也没有未来。」
在我们经常去看戏的戏院，这种现象格外明显。法国剧场界本来就够团结，他们可以在亚维侬艺术节为塞拉耶佛绝食，在抗爱滋日同时在一百多个剧场诵读带原者作家布丹的自传体小说。这回更是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到任何剧场看戏，他们不是散发公开信，就在是开演前上台演说，「以马候之名」，抗议政府的年度文化预算下跌了百分之八，公共视听投资削减了六亿法郞。演员及工作人员为两出制作之间的「间歇失业」救济金上街头请命，甚至巴士底的员工为了要求周日的加班津贴，会突然把周日上演的歌剧改为演唱会版本，让观众措手不及。
这种将个人荷包与认为存亡拉上关系的努力，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对于整个法国的经济不景气而言，不无雪上加霜的嫌疑。厕身在这些示威活动之间，另一桩不起眼的抗争事件：《顽皮小鸭报》杠上巴黎市立剧院，倒是更能引起我深思的兴趣。
敬礼之岛
风波源起于去年十到十一月间在市立剧院上演的一出戏《敬礼之岛》。它改编自卡夫卡的短篇《流刑地》，描述在一个殖民岛屿上，一名当地士兵由于瞌睡，误了每小时向长官敬礼的义务，将遭到酷刑处决。小说极其细密地描写那架复杂的处刑机器，及其历时十二小时的行刑过程。
演出相当忠于原著，巨大的机器触目地立在舞台中央。导演蓝高夫（Matth-ias Langhoff）是游走于法国与瑞士两地的德国艺术家，专以残酷的舞台意象作警世的寓言，从他近年导演的戏码《理查三世》、《死亡之舞》、《玛菲公爵夫人》可见一斑。《敬礼之岛》具现了他一贯的优、缺点：以意念与意象取胜，但角色塑造过于片面而欠说服力，人物关系处理粗疏而张力不足。
引发争议的其实是观点问题。在原著中，热烈拥护处刑机器的士官由于支持者日减，愤而将自己投身处刑架上，机器本身也在处刑过程中崩坏瓦解。但在改编的演出中，担任敍述者的旅人一觉醒来，准备搭船离开这个岛屿时，明明已经和机器同归于尽的士官竟毫发无伤、面带微笑地前来送行。这显示前夜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一个妄想；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凌虐，不但不曾消失，而且随时可以重新复活！当旅人仓皇逃离之后，满台都是戴著兽头、衣冠楚楚的人类在出没、爬行，这一景取代了谢幕。
相对于原著绽露的丁点希望（新任司令官对机器的抵制、群众对处刑的热情减退……）蓝高夫眼中的人类社会显然是更悲观的。衡诸这篇小说完成之后的历史：一次大爆发、纳粹堡中营、文化大革命、波士尼亚战争……，蓝高夫有他的道理。事实上，导演也曾声明，正是波士尼亚的处境引发他想推出这出戏的动机。
《敬礼之岛》并未在报章上获得什么好评，然而《顽皮小鸭报》的反应格外激烈。这份没有多少人听过的报刊每天到市立剧院门口散发传单，攻击这样的戏只会让观众感到无力、空虚、忧戚、束手待毙。传单并未呼吁观众拒绝进场，反而非常「君子」地，要求大家等到最后一刻，不要中途离席，「直到演员累得解下他们的兽形面具，直到伟大的蓝高夫不得不休息，并保证剧场会寻回其首要使命：成为未来城市的实验室，而非灵魂窃夺者的贼窝及伟大乌托邦的坟墓。」
《顽皮小鸭报》的抗争可以视为他们打知名度的一种手段，也可以视为不尊重艺术表达自由，或根本误解演出深意的莽撞言论，但这种要求作品为社会提供出路的天真想法，无疑可以见出马候「为人民而艺术」理念的长远影响力。为了对演出主题表达异议，不惜冒著寒风日复一日地散发传单，也可以见出他们视批评的声音为民主社会一环的热情信念。
对蓝高夫的各方批评也引起了不同意见的回应，包括颇有地位的《新观察家》杂志就大为赞许导演对个人意念的坚持，并声称结尾林中野兽的一景可比美哥雅的画作云云。
对于一个看过戏的民众如我，阅读这些批评只能提供思索参考，不可能改变临场的感受。因为，我的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在所有负面的评论中，发行量五万份的一份文化月报也占了一席之地，而这份刊物仍在市立剧院的大厅公开赠送。
批评与反批评
巴黎市立剧院和巴黎的其他四所国立剧院一样，都不是经纪公司的「房东」，而必须负担从策画到演出所有节目品质的全责，因此这种面对批评的「大方」，格外让我印象深刻。在台湾，媒体无意建立独立可信的批评立场，只有倚赖专家学者撰文，而其结果经常是避重就轻、「寓贬于褒」，一点点批评必须裹以大量的同情。而制作人或导演，看到不顺眼的意见，还可以振振有词地用自己的努力或观众的反应，来为作品辩论。这种「有话大家说」的民主表象，模黏片了创作与评论的健全机制。制作单位「指定评论家」的事时有所闻，仿佛评论的最大贡献是在为票房（或下一次演出的票房）服务。
如是我见：在伦敦人手一册的文化资讯周刊Time Out上，不乏毫不留情的嘲讽与最直接的批评（如宣称皇家莎剧团的新戏仅仅「好过永恒的地狱之火」）。在巴黎最受信赖的几家报纸上亦然（如批评巴士底的新歌剧服装简直像「十块钱一件买来的」）。我常常不同意上面的观点，但必须承认这样老实不客气的评论，才可能有几分参考的价値。创作者透过作品发言，而评论者透过文字。存在这种有秩序（你要说有伦理也可以）的环境，任何一方才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著落的。我们受够了没有秩序的民主的苦恼，何不来想想真正的民主是什么吧。
文字｜鸿鸿 诗人、剧场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