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高音谱号∮和钱的符码$是长得最像的两个标志。在西方社会，银行家也变成是音乐的最大赞助者……喜爱音乐的台湾银行家们可以独力或是合力为一个「许远东厅」催生吗？可以继续支持「台北爱乐」吗？但愿更多许先生的企业家朋友一起加入音乐赞助的行列，不只看在他的面子，而是接下他的棒子。
在威尔第《安魂曲》的乐声中，许远东先生及夫人挥别人世。音乐会曲目其实早已敲定，却在三月八日这天，意外成为纪念许先生的终曲。哀伤的气氛似乎弥漫整座音乐厅，即使中场休息，回廊穿堂也毫无喧哗。
许先生或许会感到宽慰，担任演出的「台北爱乐室内及管弦乐团」、「台北爱乐合唱团」正是许先生近年大力支持的艺术团体，由他们送别，也弥补了不少突然撒手的遗憾。无论他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所制定的政策受到赞许或是指摘，一切都会像夺走他生命的失事客机一样，灰飞烟灭，而他衷心喜爱的音乐仍会继续长存人间。
对职务用功，对兴趣用心
一九八八年，我因为在一家报纸担任艺术记者，为了「土地银行」总行拆除改建将成为台湾历史性建筑保存的不良示范，我几乎是怀著争辩与批判的意图去采访许先生。令我惊讶的是，他非常耐心地吿诉我，他此刻面临员工要求改善工作环境的呼声，也受到省政府和省议会对土地利用的催促压力，但是如果文化界给他时间，他一定让土银成为永续经营的象征，而这也是银行的最大基础：历史与信誉。
现在这幢简约、稳重、庄严的银行仍然与省立博物馆隔街相伴，没有毁于怪手和重锤底下，许先生尽了一份力。
我对他印象的改观也在不久之后的一次巧遇。有天午后，我从中央图书馆出来，迎面而来的是许先生高大的身躯。当天并没有任何金融或其他题材的研讨会在那里举行，他回答了我的好奇：「我是到这里躱起来看书的，楼上的研究小间留了一个位子给我。」起先我又是新闻界的质疑精神作祟，心里的反应是他不该占用这样稀有的「学术保留区」，因为「研究小间」主要是提供短期研究用的，必须申请审核，获准才能借用。他接著说：「全球金融界变化得很快，资讯很多，到这里，我比较能安静地看点东西。」而我想起台湾多的是不看书的官员在决定整个国家走向，也就顿时为自己差点脱口而出的卤莽言语感到脸红。
此后我在音乐厅里看到鹤立鸡群的许先生，才会走到他和许夫人经常出现的前排向他们请安。逐渐交往，也多次受邀前去他们位在和平东路窄巷的宿舍聊天、在书房听唱片。比较熟识之后，他拗不过我身为记者的纠缠，同意我约摄影同事前去拍他练琴的照片。空难隔天，报上刊出许先生环抱大提琴，跟许夫人（我那时已经改称她许妈妈）合拍的照片，我更觉得失去了两位我所敬爱的长辈。
他们真的令人如沐春风，尽管他们所交往的朋友从重庆南路官邸、仁爱路豪宅到阳明山别墅，都是政商两界（或者同是一个圈子）的重量级人物，但是他们也偶尔会抽空约我上馆子、逛故宫。在九三年我离开第一线的采访工作之后，他也当我是可以信任的音乐同好，跟我提到不少关于几个政府乐团的状况，以及「总统府音乐会」的筹划。由于他与总统李登辉先生的熟识，有机会与闻台湾音乐行政的问题，从他口中印证了音乐圈一些人事纠葛的传闻。
成为「台北爱乐」经济与精神后盾
如果要谈许先生对台湾音乐的贡献，就不能忽略他对「台北爱乐室内及管弦乐团」的提携。一九九一年，「台北爱乐室内乐团」遭逢成立以来的最大瓶颈──经费，乐团执行长兪冰淸小姐找我商讨乐团经营的问题。我从来不曾动过向许先生索求任何小惠的念头，但是为了这支极为优秀的乐团，我求见许先生，也请兪小姐共同前往。
台北爱乐的前身是「韶韵乐集」，在一九八五年夏季首演，由芝加哥交响乐团副指挥亨利梅哲先生带领培训。在那场演出中，我惊觉台湾靑少年乐手的潜力，开始注意他们的发展。韶韵的处女秀之后，立即因为没钱而停摆。所幸，当时负责接待梅哲先生的兪冰淸小姐也不忍乐团就此解散，与她的先生「常靑牙科」赖文福医师商议，决定以私入之力，协助维持乐团，并在九月改名为「台北爱乐室内乐团」，仍由梅哲指挥。
尽管「台北爱乐」维持每年的定期音乐会，获得文建会的拨款补助，而透过赖医师夫妇的私人关系，也陆续获得企业的赞助，然而乐团的维持需要庞大的预算，他们也难以为继。并且九〇年赖医师赴美进修，诊所本身的进帐已经减少，兪小姐更不容易独撑。
许先生在那次的会见当中虽然没有立即承诺具体的事项，但他事后跟我说：「你看我是个银行的董事长，土银今年为政府赚进四十亿元，可是土银是个公家行库，我也没办法把盈余拿一点出来赞助艺术。」我点点头，知道他的处境，但他马上补充：「还好我有不少企业界的朋友，我来找他们一起出力。」
他的确帮了大忙。由于担任乐团董事，许先生的名字出现在演出赞助的企划书中，说服力提高了许多。除了最早就开始支持的「中美和石化」之外，「世华银行」、「上海商银」、「远东纺织」集团所属的「徐元智基金会」、「建弘证券」的「建弘基金会」都经常解囊相助，让乐团得以获得滋养，继续茁壮，并且扩充更名，成为「台北爱乐室内及管弦乐团」。一九九二年，「台北爱乐」以四十位乐手的编制前往维也纳，在奥地利夏季萨尔兹堡音乐节的空档中，塡充了维也纳「爱乐厅」的音乐真空，也成为台湾第一个走上重要国际舞台的乐团。许先生虽然未能成行，但是团员都知道他们带著许先生的祝福。
一九九三年七月，赖医师从哈佛医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启程返鄕，准备展开台北医学院生物材料实验室的工作；而我则要进去哈佛甘迺迪学院进修公共行政的硕士学程。我们在麻州剑桥碰面，我承接了他的书桌，也跟他订下了台北爱乐的下一个攻坚目标：波士顿交响乐厅。从十月的绚丽秋景到一月的冰封雪地，赖医师趁著到美国开会之便，多次向这座全球著名的最佳音乐厅叩门。我们第一次虽然受到礼貌性的接待，心里对演出提案的成功率并无把握，但赖医师陆续带来演出录音带与灌录完成的雷射唱片，「台北爱乐」终于又闯过了一关，在九四年十月成为波士顿乐坛的优秀演出，受到《波士顿环球报》资深乐评人理查戴尔几乎全盘正面的好评，「台北爱乐」没有让许先生失望。
期待企业界接下他的棒子
有人说高音谱号∮和钱的符码$是长得最像的两个标志。在西方社会，银行家也变成是音乐的最大赞助者。许先生在这方面并不寂寞，世界银行总裁沃风森（James Wolfenson）便与许先生有相同的嗜好与倾向。沃风森是哈佛大学企管硕士，本身也是业余大提琴手，迷音乐迷到愿意为艺术担任义工，而把自己的投资银行的业务大量拨给合伙人保罗华克（前联邦理事会主席）。沃风森在他接任世界银行总裁职位之前，受到柯林顿总统之托，为华盛顿「甘迺迪表演艺术中心」担任董事长，每个礼拜在这个波多马克河畔的文化厅堂上班两天，负责募款，也协助他们抓出艺术经营的策略、改善管理效能，使得原本被视为表演艺术边陲的华府，增添极多文化的情趣。
许先生经常出席国际金融会议，他认识沃风森，也向往沃风森事业与兴趣得以平衡的生活。许先生去年面临台湾金融环境巨变的当时，一度萌生退意，同样热爱音乐的建弘证券董事长洪敏弘想聘请他主持基金会，他也动心思考。如果他当时急流勇退，或许「洪建全基金会」在一九七〇、八〇年代以「视听图书馆」造福爱乐者的理想，会因为许先生的主导而重振。
许先生错过了他在音乐上继续亲身参与的机会，但是台湾的企业界和金融界或许可以因为许先生的远走，找人接下他的棒子。沃风森仍然活跃在全球金融圈，但是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已经留有一个「沃风森厅」，作为小型的音乐聚会与社交之用，宾客在这里享受音乐与谈话，也为他们的文化消费付出高昻的赞助代价。然而，因为他们的捐输，大众能在同一个卡内基音乐厅当中听到同一位阿巴多、马友友、卡娜娃，也听到同一个维也纳爱乐、柏林爱乐、纽约爱乐。
喜爱音乐的台湾银行家们可以独力或是合力为一个「许远东厅」催生吗？可以继续支持「台北爱乐」吗？愿意看到更多的台中爱乐、台南爱乐、甚至新竹爱乐吗？还是走了一位许远东先生，台湾的大众就只能从国外进口的唱片和政府付薪的乐团寻找音乐的喜悦？
安魂曲不见得是悲伤的音乐──如果逝者对人世的遗愿得到永远的承继，如果生者对人间的理想得到些许的鼓励。我但愿更多许先生的企业家朋友一起加入音乐赞助的行列，不只看在他的面子，而是接下他的棒子。
文字｜黄志全 资深媒体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