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新辟「经典解剖室」一栏，邀得编剧家纪蔚然前来主持「操刀」，以每月连载的方式，逐一剖析《樱桃园》、《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真正的西方》……等十二部欧美现代戏剧经典作品的骨架与血肉，透过详细的文本分析，检视这些名作的结构与内容，重新探索它们的时代意义。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禁得起反复的阅读与诠释。本期首先端上解剖台面的，便是在历史上引发多重解读及争议的易卜生代表作《娃娃之家》。
「我相信我首先是个人，就像你一样──或至少我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人。」
──娜拉
戏剧史家大都同意如下的说法：娜拉（Nora）在《娃娃之家》A Dol1's House（或译《傀儡家庭》）最后出走时轰然关上家门的那一刻，也象征性地打开了西方现代戏剧的大门。虽然本剧距今已有一百二十余年，虽然娜拉的举动已不再那么惊世骇俗，戏剧学者至今仍不断地为《娃娃之家》所牵涉的诸多议题争论不休。本文拟从变性、变种、变革三方面剔析这出诡谲多变的滥觞剧目。
瞒天过海的变性手术
《娃娃之家》于一八七九首演时，便在斯德哥尔摩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剧评家（清一色男性）几乎齐声谴责本剧及其作者，认为娜拉抛夫弃子的行径简直是离经叛道、骇人听闻。换句话说，易卜生提供了一个错误示范。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种「官方」的说法；还是有些观众认为娜拉离家有理、出走无罪。更有一些二百五的人士（包括剧评家）坚称，易卜生原本的意图即是为像海尔莫（Helmer）这样的丈夫叫屈，并暴露像娜拉这种新女性的本位主义。演出不久，《娃娃之家》随即变成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人们激辩之投入常常使夫妻反目、朋友成仇。据说，有一次一位主人宴客，为了确保宾主尽欢，特别于饭厅挂了个告示牌，上面写著：「不准讨论《娃娃之家》」。
在斯德哥尔摩演完之后，《娃娃之家》旋即被出口至欧洲各地，每到一处就如定时炸弹般地引发争论。争论的核心不外是：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为此，易卜生声名大噪，造就了不少敌人，也结交了许多盟友。一八八九年，挪威女权联盟（Norwegian Women's Rights League）于成立十七周年的庆祝晚宴里，特别邀请易卜生为主宾。当晚，易卜生有点浇冷水似地发表了一段后来几乎与《娃娃之家》齐名的演说：
我在此感谢你们的敬酒，至于说我有意识地致力推展女权运动，这我可不敢居功……。当然，能够解决女人的问题──或其他任何人的问题──是大家乐见的，但那不是我写此剧的全部目的。我的任务是描写人性。
正因为易卜生的这一席话，后来的评论家可以断然地宣称，《娃娃之家》的基本关照面是全人类，其主题与「两性关系」无关。如此一来，他们在讨论剧本时，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从而避开了棘手的「女人问题」（the woman question）。然而，躲得了一时，躲不了永世。一九六〇年代之后的评论里，「女人的问题」再度浮出台面，而且成为新的争议焦点。后来的学者对此剧本来就在处理女人的问题已有共识，但他们对于本剧是否足以成为「女性主义的文本」颇有歧见。让我们就先从这个议题著手。
先谈所谓的「败笔」：娜拉于第一幕和第三幕几乎判若两人；第一幕的她是吱吱喳喳的小女人（little woman），第三幕的她忽地变成为女性自主代言的超女人（super woman）。很多学者为易卜生辩护，认为娜拉的转变虽然是一夕之间，但并非无迹可循。他们在文本里找到了下列的证据。首先，娜拉于第一幕即间接地表现其叛逆的性格，如偷食杏仁饼乾（丈夫不准她吃，怕影响她曼妙的身材），如有大声说粗话的冲动。再来，娜拉为了解救病危的丈夫，一人挑起借债还钱的重担，已充分表现她刚强的一面。最后，整个被勒索的过程给予娜拉反省的机会，而丈夫的自私与懦弱更促成了她及时的觉醒。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证据，我并无全然反驳之意，但必须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就编剧手法的层面而言，上述的三个理由勉强支撑娜拉后来的「脱胎换骨」；第二，如此的推论意味著一个结论：娜拉是从一个从弱者转变成强人的角色。
「阉割」海尔莫
或许，我们该问的是：最后的娜拉真的是脱胎换骨吗？她在变身之前真的是个弱女子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读一段看似莫名其妙的对白，它刚好发生在海尔莫看到勒索信之前：
林德太太：是的，我该走了。
海尔莫：这么早？那是你的针织吗？
林德太太：谢谢，差点忘了。
海尔莫：你会针织？
林德太太：会。
海尔莫：你知道吗？你应该试试刺绣才对。
林德太太：喔？为什么？
海尔莫：因为比较优雅。你看，你用左手扶著绣锦像这样，然后右手移动针头──像这样──以拉长的弧度，看到没？
林德太太：你说的可能有道理──
海尔莫：换上针织就有点丑陋了。你看：两臂紧贴著上身两侧──针头一上一下的──有那么点中国人的调调──今天晚上喝的香槟真不错。
这是一段令人丈二金刚摸不著头的对话。我们不禁要问：海尔莫懂个什么针织与刺绣的分别？他又知道什么是中国的调调？最奇怪的当然是，易卜生写了这么一段近似离题的段落？
于诸多评论此剧的论文里，我还未找到有人拿此段开刀，好像它真的无关紧要。倒是在唯一的电影版本里面（珍芳达主演），导演对此段的诠释有他独到的一面：刚欣赏过娜拉艳舞的海尔莫已醉酒思淫欲，希望林德太太及其他人早早离开，好让他与娜拉温存一番，以致他这一段有关针织与刺绣的描述带著情色的挑逗，手势就著言语做出极其暧昧的一进一出、一上一下的动作。如上的诠释颇为逗趣，把海尔莫绅士风度底下的内在粗鄙凸显出来。
但是，此段另有其他诠释的空间。在提出我的看法之前，咱们先参考另一段对白。第二幕时，海尔莫的至交阮克医师（Dr. Rank）告诉娜拉他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同时，他对娜拉提出一个要求：
阮克医师：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海尔莫纤细的个性（refined nature）无法忍受任何可怕的事情，我临终的时候不希望他在旁边。
这一席形容海尔莫的话语，几乎可以用来形容维多利亚时期那种弱不经风的仕女。显然，海尔莫虽然为男儿身，看起来像是「穿著裤子」的一家之主；虽然外在条件（教育程度、职场地位、说话语调）完全符合当时父权社会对「男人」的期许，但是他的骨子其实是被易卜生形塑成一位「女人」。
相反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弱女子的娜拉却被赋予诸多「男人」的「特质」：她可以面对死亡；她可以坚强地处理危机；当丈夫病危时，她可以一人担下责任（甚至不惜触犯法律）。第一幕里，当她与林德太太叙旧时，他们谈的可不是什么针织与刺绣，而是交换两人生命经验的心得。借钱还债虽然辛苦，娜拉如此告诉林德太太：「可是工作赚钱的感觉很有意思。几乎像个男人。」的确，在某一方面来说，娜拉比海尔莫更像个父权定义下的男人。因此，当海尔莫轻蔑地对娜拉说「你还真是个女人时」，文本不但透露了父权自大的心态，还夹带著极其复杂的反讽旨趣。对于这种反讽，观众可能一时体会不出，但娜拉必定深知个中滋味。在她为了筹钱以供丈夫养病之需，偷偷地以父之名签下借据时（当时女人的签名无法律效益），她已象征性地将海尔莫「阉割」了。
据此，易卜生藉著《娃娃之家》进行著一项瞒天过海的变性手术。如果，变性手术的说法成立的话，重新剔析娜拉的个性及她和海尔莫的关系是绝对必要的。（待续）
文字｜纪蔚然 师大英语系教授，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