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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塞云对于现代中国艺术歌曲的推广不遗余力,留给我们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白水 摄)
追忆与悼念 In Memoriam 追忆与悼念

教我如何不想她

纪念刘塞云老师(1933-2001)

我永远忘不了大五的某一个炎热的下午,老师正在「雕」我那破碎的法文咬字,尔后她突然很感慨地说:「我真希望你们赶快出国深造,语文变好一些。不过,那个时候我也看不到了。」 当时我几乎不敢看老师那张慈爱又遮不住风霜的容颜,我只是觉得眼角一阵发烫,支支吾吾接不上半句。

我永远忘不了大五的某一个炎热的下午,老师正在「雕」我那破碎的法文咬字,尔后她突然很感慨地说:「我真希望你们赶快出国深造,语文变好一些。不过,那个时候我也看不到了。」 当时我几乎不敢看老师那张慈爱又遮不住风霜的容颜,我只是觉得眼角一阵发烫,支支吾吾接不上半句。

老师走了!去年国立中正文化中心还为她与数位资深声乐家策划了一场风风光光的音乐会;明年国家音乐厅的场地还等著她;系上新出炉的选课表上还印著她的大名;老师还惦记著要开「英法艺术歌曲研究」……老师真的走了吗?

提早的谢师宴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清楚记得这个日子,刘老师嘱托我安排一次聚会,是约在学院里的摩洛哥餐厅,当晚她所有大学部、研究所的主修生全员到齐。许久不见的老师瘦了,我们没有多问,席间有说有笑,像是每回期末考完主修,我们定会大伙人马「杀」到台北大快朵颐一般(这应该是所有声乐人的仪式吧)。老师总有办法,让大伙吃得饱饱却也笑得跌倒。我记得当时她胃口不好,不过她直称今天特好,会「大口大口」地吃;我记得我捧著师大路买来的蛋糕,说今天是老师「重生」的日子,老师频频点头……没有人提起病况,没有人愿意唱忧愁的咏叹调,自然也没有人想到,这将会是我们与老师在校园里的最后一次欢聚;骊歌未响,那晚学生们坚持作东的邀约,反倒成了明媚初春时节里,最刺眼的谢师宴。

毫无保留、全然奉献

刘老师歌唱人生的最后阶段,可以说毫无保留、全数奉献给艺术学院。在这一座远离台北喧闹的世外闲境,我们不像城市里的大学生,有约不完的联谊、家教或者绚烂的生活。我记得老师说过:「我喜欢教艺术学院的学生,因为你们不急著毕业后分发教书,你们虽懵懵懂懂,前途好像还没有定性,但我欣赏那股傻劲。」

就凭著这股「欣赏」,老师几乎成了计程车飞人,从伯爵山庄到关渡来回约要二小时的车程,老师有时甚至天天报到。我清楚记得从艺术大道、硏究室,到M202琴房的路径。有一阵子计程车司机开始加入政治口水战,我们上课的开场白经常是由「今天早上计程车司机告诉我说……」欢喜登场的。刘老师上课前总有一杯水,有时还有一杯咖啡,那杯咖啡经常是用来说明今天又要与我们「且战且走」的前哨。学院里同学普遍流传「刘家班」上课是出了名地严,唱不好不放人下课,唱得好也不放人(因为她深怕下课就忘了该怎么唱对),老师常说「唱歌要成为一种本能」,于是我们本能地轮流买午晚餐、本能地主修上课天不排任何其他事情,本能地引颈企盼琴管先生什么时候才会来催我们下课……然后我们会摸黑走长长的艺术大道,我们会有比上课更高亢的笑声、交谈声。每回目送老师回家,我老是感觉她还不想走--有点像刚散场的电影,有些满足,不也有几许失落?老师对学生用情至深,内心甚至还渴望与学生多喝杯咖啡、多试几个高音,怎奈我们这群青春恣意的小鸟,永远以为「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视学生如已出

老师视学生如已出,她关心我们的声乐课业,更关心我们的生活。不同性格、特质的学生到班上来,老师总有独到的破解工夫。也许是生态的关系,学生群以女性居多,于是我经常觉得「她们」是一国的,所以大学时代与老师持续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我记得她每每提及总是抱怨:「你啊,我真不懂」,不过私底下的她却透露:「我觉得你跟我很像,你常让我想起我的大学时代。」大学是我的叛逆年代,我不记得那时有没有嘀咕著:「你看吧,你还说不了解我」;但我当时心里确实是暖烘烘的。

大一刚进艺术学院,内心对于这个安静、不食人间烟火的校园,充满怨怼。「这不是我要的大学生活」,我记得有一回上课,我劈头就这么告诉她。老师没有责备、也没有过剩的安慰,她只是很冷静地告诉我:「这原本就是艺术的本质」。隔天,她找我谈话并修正了昨天的意思:「昨天我想了一整晚,也和师丈谈过,我先前告诉你的是我自己的生命历程,但是那很辛苦,也不一定对。我觉得你够聪明,应该用自己方式展开你的人生……你还是可以有一个营养均衡的大学生活啊!」就是那次的交谈,那样的胸怀与见识,让我自始至终成为老师最忠实的信徒。

刘老师经常感叹音乐系的学生缺少人文训练,因此在老师的班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与张继高的《必须赢的人》是必读教材,我记得那年是意气风发的大二生,早早读完这二本书,还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张继高之我见〉批判张先生的菁英品味,并请老师「指教」,刘老师非但没有被吓到,还称许我「很有潜质」,于是又拚命塞了好几本书给我。从那时候起,我确实做了一阵子的「读书人」,即使我动机并不纯正,多少是冲著要反驳她、与她抬杠,然而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经常有机会在硏究室与她谈话,我经常为大学时代这些美好生活的吉光片羽感到幸福,而我在青春的空隙中从老师那儿「偷取」来的人生智慧,则是到如今还受用无穷。

首创「美声唱法与中国歌曲」

刘老师一手在艺术学院创设「中国艺术歌曲诠释」、「美声唱法与中国歌曲」的课程,音乐学子趋之若鹜,每每把Ml05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她经常忧虑「传统」在学院里逐渐式征的命脉;老师出身于典型书香世家,父亲毕业于北大,早期为台湾师大国文系教授。这样的家学渊源使得她即使长年受西式的学院训练,一如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老师仍然以她独特的美学观,心系著一条根植于泥土的道路。学院里有人质疑「为什么要学中国艺术歌曲?」有人则根本建议不该叫「中国」艺术歌曲,老师看在眼里,只是笑笑,反而是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则经常咽不下这口气,我心想:那些有「身分认同」障碍或对「中国」有错乱印象的人如果肯定类似命题存在,应该更去商确本地所谓的「音 乐系」,其实该更精确地描述为「西欧德奥古代音乐系」;而台湾众音乐学院里普遍认可的德「国」艺术歌曲课,恐怕更有「正名」的必要。我个人认为刘老师所谓的「中国艺术歌曲」在一九八五年的独唱会「中国名家词曲篇」已经有很好的解释,那场由老师主动邀约诗人马森、蒋勋、疝弦等人与作曲家许常惠、马水龙、卢炎共(约)十五位艺术家的集体创作并全数由刘老师完成首演的音乐会,打破了黄自以来中国艺术歌曲的框架,它制造了一个新的美学视野,我以为任何研究近代台湾音乐史的音乐学者不该只从作曲家史料或口述分析著手。声乐是语言与文明高度密合的活动,我们应该从歌里去测量时代的脉动,那里有最真实的人生(声);我们热爱华格纳、沃尔夫,毕其功研究美声唱法(bel canto)与二人为后来的德国式唱法所带来的火花(很奇怪,我们不也挺宽容面对这样的「融合」),那么是不是也该更谦逊地从声腔的角度,去体现这些前辈在探索美声唱法与中文语韵上的工夫?

伟大的歌唱家都是用母语歌唱的

老师关心国人创作,她经常感觉即使我们把德法艺术歌曲唱得再好,那也不过令人觉得「很像了,很接近了」而已。本地有些音乐人认为「台湾没有文化,因此不唱中文写成的艺术歌曲」,这其实只是表达了对「文化」的陌生与无知。而事实上当我们追溯声乐史上所有伟大歌唱家的征象,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实:即是「真正的歌唱家,都是演唱自己母语的歌唱家」。刘老师自己也身体力行,在演唱当代作品上用力很深,她经常有很高的兴致,接受「国人」的挑战,当然她也不止一次地表达愈来愈少人写中国歌的忧虑。在声乐家协会理事长任内,「你的歌,我来唱」,类似像浪漫时期Schubertiade (舒伯特群)的诗人作曲家交流就办过好几回;我也记得她一直计划与赖德和老师合作,在学院里合开一个属于作曲/声乐组的workshop,如今确定无法如愿了。更令人感伤的是,老师一手创立的「中国艺术歌曲诠释」亦将在艺术学院成为绝响。我经常想,那些挤破头抢著进艺术学院执教鞭的声乐先进们,有多少人真正对中国歌怀抱热情?没有师资是现实的问题,还是教育的问题?

刘老师在教学上,对学生所采取的策略并非编织远景、天马行空的方式。有一套相当扎实基本功训练的她,经常强调技术性的锻炼是为了「立于不败之地」。她经常感叹「什么时候声乐教育也变成了速成班?」话虽是这样说,她自己期待学生吸收知识的态度可是急迫得很。学生间流传一则趣事,有回老师帮学生准备考试在家中义务加课,后来课实在上得太晚了,惹得师丈上楼来催人:「你不累,人家学生会累啦!」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记得老师固定每周为我们上类似「实际演出」(performing practice)的课,那时老师的口头禅经常是「我真希望我跟你们讲完这一次,我就永远不必再重复了。」

唱得不好,我们著急,老师更急。我永远忘不了大五的某一个炎热的下午,老师正在「雕」我那破碎的法文咬字,尔后她突然很感慨地说:「我真希望你们赶快出国深造,语文变好一些。不过,那个时候我也看不到了。」当时我几乎不敢看老师那张慈爱又遮不住风霜的容颜,我只是觉得眼角一阵发烫,支支吾吾接不上半句。

究竟谁是谁的天使?

老师住院以后,我们这群声势浩大的「刘家班」经常获准来医院探视,有时我们是病房外的勇士,一见到老师反倒怯生;有时我们化身为圣歌队,我们并不全有信仰,但是我们愿意做老师喜悦的事,我们卑微地希望能用老师亲自造就我们的歌声,祈求上帝赐下医治。许多次,走和信医院的长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煎熬,「老师会不会好起来?」我们常常反而自己也迷惑起来了。我记得有回几个研究生相约来探望,老师见到我们快乐得很,于是眉飞色舞地哼起莫札特《哈利路亚》中的华彩乐段,老师嚷著:「我就是要唱,怎样?」顿时间,我们都笑了: 「究竟谁是谁的天使?」我们真是笑自己比较像忧愁的病人,而老师反而成了安慰的天使。

老师一直惦记著学姐M六月初的毕业音乐会,M从附中时代就是老师一手带大,那种感情与我们这群进大学才半调子摸索学习的有些不同。我记得病房里老师亲自示范且带领她唱沃尔夫的Auch Kleine Dinge《即使是微小的东西》,老师要M感受真正属于沃尔夫的精细,接著老师要每个人都唱,后来甚至就乾脆大大方方上起课来。我们实在是觉得老师疲倦了,可是没有人敢喊停,我们舍不得她劳累,却也舍不得叫停。

老师并没有来参加M的硕土学位音乐会,她独自去旅行了。我们并不怪她,我也只是偶然在耳畔响起老师钟爱的Schlagende Herzen(《蹦跳的心》、理查.史特劳斯作)时,才发现老师真的去旅行了 :

少年越过了草原和田野,

噗通噗通,跳著他的心,

手指上的金戒指闪闪发光,

噗通噗通,跳著他的心……

后记:

承蒙过去同事的热心邀稿,写下我所记得的事情,并纪念一段美好往昔的时光。刘老师作育英才,得意门生众多,我有限经验里知道的:国外有文以庄、国内至少就有李静美、陈荣光、杨艾琳、裘尚芬等人。显然地,我并不是一个描述刘老师最恰当的人选,能够在艺术学院就学期间成为她的门生,并和她在声乐家协会有短暂共事,我顶多算是她辉煌人生中的一名见证者,而更多的是时候,我只是一个音乐会的听众。

 

文字|黄俊铭 前本刊音乐编辑,国立艺术学院音乐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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