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检视这个演出时，不能不回头看看《梁祝》在老一辈人心目中的地位，新世纪的此刻，他们或独自或携伴或带著儿孙辈，在冬夜细雨的广场，坐在塑胶小板凳上，看著当年犹未出生的演员们，唱著同样的曲调，再一次搬演如数家珍的凄美爱情故事，生命传承共同的悸动，以及此时此刻大家团聚在一起的经验，相信每一个莅临现场的人都无法轻易忘怀。
《梁山伯与祝英台》
2002年11月30日
台北市中山堂广场
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当晚在台北市中山堂广场，四十年前造成台北城万人空巷的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如今在舞台上以音乐剧的方式风华再现。这个由台北市政府主办，以「老地方，新发现」为主题的第五届台北艺术节压轴节目，在几度落雨，上万名观众却依然撑起伞、穿上雨衣，或坐或站留恋于现场的情况下，其意义不仅止于演出是否精采完美，更重要地，它反刍了市民们的共同记忆，在旧的记忆版图中创造了另一个新世纪的记忆。
跨世代的「梁祝」主题
其实，各类传统戏曲剧种几乎都有梁祝的剧目。例如歌仔戏古本「四大出」，梁祝便占其一；电影版本除了李翰祥之外，徐克也曾尝试新的诠释；晚近电视连续剧也有其踪影。至于舞台剧版本，一九八八年底，香港「春天舞台」曾经制作了粤语版《梁祝》，以梁山伯爱上男装祝英台的同志角度为演绎方向，该剧以陈钢、何占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为音乐主题，用歌舞剧的形式表现。因此，若说「梁祝」是一个华人共同记忆的戏剧题材当不为过。各种版本中，当属李翰祥导演，凌波、乐蒂组合的黄梅调电影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所知晓。此次台北的演出，正是以黄梅调电影为基础所改编而成。
当然，对于一个正式的演出来说，光凭过去美好的回忆，绝对无法满足新的需求，在艺术创作上，需要做多方面的考量和规画，而把一部电影转化为户外舞台演出的过程，必然受到更多限制和挑战。
融合野台与现代剧场之趣
平心而论，此次演出并未做任何翻案式的诠释，整场唱曲部分悉数保留，只在情节上略有删节，角色也缩编为六位演员扮演关键性的八个角色。开场时，饰演四九的那维勋，以演员的身分与观众互动，为后来的学堂场景预作安排，同时运用演员即席小提琴演奏，将观众带进戏剧的情境之中，建立了户外演出的特殊形式。戏剧进行中，更以观众代替剧中学子，由文化局长在台下乐池处扮演打瞌睡的马文才，保留了电影中令人记忆深刻的喜趣片段，也拉近了观众和戏剧间的距离。当观众自然而然地卷进戏剧情节，如同古代学子般齐声吟哦，确实造成相当浓厚的参与乐趣，不可不谓神来之笔。
六位演员在表演身段及唱腔上都有一定的水准，对于角色情感的拿捏，时而诙谐幽默，时而如泣如诉，在古典黄梅调的基调中，创造了新时代的表演旨趣，演来生动活泼，不仅让人透过记忆复制了当年观赏电影的情感，却不会因为新旧的比较而失去欣赏的新鲜感与野台看戏的乐趣。
在场景上，电影的空间转换自由，舞台自然无法如电影般面面俱到，因此在有限的资源下，采取抽象的自由空间手法，平地搭起舞台，以高低不同的平台阶梯和勾栏规划出表演区域，仅利用桌椅大道具，以及部分移动式的简单景片和垂挂的布条，将传统戏曲「场随人移，景随口出」的精髓运用到现代剧场中，加上演员走位、灯光聚焦和过门曲调的搭配，产生了虚实交错的功能，就这一点而言，设计者的选择是颇为务实的做法。
变数的特殊、惊喜的临场
只是，由于是在广场上做户外演出，现场除了临时搭建的舞台之外，原本现场四周既有的景观，以及无法预期的如车辆路过等流动景观，必然对舞台景观产生影响，如果能够将这些都精密地考量在舞台的设计中，相信更能创造出新的视野，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
因为是音乐剧，乐团的演奏自然成为演出顺利与否的重要关键。市立国乐团现场的表现纯熟，整场两个小时的演奏保持著一气呵成的成效，特别是演出中间一度临时跳电，场内仅有照向演员的追踪灯仍可运作，乐团在指挥镇静依旧的指挥下，摸黑继续演奏，表现了相当专业的水准，令人赞赏；而几度阵雨落下，风雨中乐声依然悠扬，其精神或许也感染了观众，使得场内维持了不减的热情，也让这场演出增添了几许特殊的回忆之处。
然而，中山堂广场虽说具备了户外演出空旷的特质，但四周仍有许多住户，演出时音量的分贝数被严格控制在一定的标准下，这也使得戏剧进行中，渐次激昂的情绪被压抑在稳定的音量下，就演出效果而言，毋宁是一种遗憾。倘若我们相信类似的户外演出有其必要性，相信表演艺术可以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便是政府行政部门必须克服的难题。同时，如果艺术节希望能够长久延续，诸如灯光、音响、电力设施、噪音防治等等户外演出的相关硬体设备也必须建立机制，否则制作经费必然有极大的部分将浪费于此。
细雨霏霏、记忆暖怀
当我们检视这个演出时，不能不回头看看《梁祝》在老一辈人心目中的地位，多少如今鬓发苍白或是已迈入中年的婆婆妈妈、叔叔伯伯们，当年一次又一次地在黄梅调电影的歌声中，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新世纪的此刻，他们或独自或携伴或带著儿孙辈，在冬夜细雨的广场，坐在塑胶小板凳上，看著当年犹未出生的演员们，唱著同样的曲调，再一次搬演如数家珍的凄美爱情故事，生命传承共同的悸动，以及此时此刻大家团聚在一起的经验，相信每一个莅临现场的人都无法轻易忘怀。
未来，或许难以再找到像「梁祝」这样深刻记忆的题材足供演绎，但是，当我们谈论市民文化的建立，当我们想要创造城市的认同，二○○二年夜晚的这一场演出便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城市的美丽，也正是在如此的温暖气息中，才有机会散发出呼吸与共的光芒。
文字｜王友辉 政战学校艺术系影剧组副教授
「我的乡愁，我的歌」—文化蝴蝶梦？
在「一个城市的共同记忆」里去建构一个城市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价值，绝对是执政者在文化经营上应该被鼓励与肯定的策略，但是请政治人物三思，不要把它的一点点成绩演变为政治角力上的工具，戕害了文化发展上乍现的微弱生机。
童乃嘉（美国夏威夷大学戏剧硕士，本社副社长）
在台北市政府陆续完成了一系列老建筑物的再生计划之后，不知是否是巧合，也突然出现了一连串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刚演过的是台北国际艺术节在中山堂广场上的演出，正在演出的是在国父纪念馆的《梁祝四十》，另外一个制作听说还在酝酿之中，一时间台北的天空彩蝶翩翩、黄梅绕梁。
从乡愁中找到共鸣
一九六○年代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由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潮州戏小演员凌波及红星乐蒂所主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许多三、四年级生的记忆里，都应该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落。从「远山含笑」到「生不相亲死同坟」的曲子，就算不能朗朗上口也能跟著哼，大街小巷足足传唱了十几年。现在从尘封的记忆宝盒之中被挖掘出来，只见中山堂的小广场上，坐满了携老扶幼的中年人，忠实的耗了几个小时去固守那几张塑胶小板凳，等候演出开始。
总共两天两场的制作，在演出上算是成功的，为五年来历任两届市长都不算动人的台北国际艺术节，终于找到了一些价值定位的可能性──文化局长龙应台说得好──「一个城市的共同记忆」，以及她在文化上所应有的集体认同。「老地方、新发现」的口号虽然没有透过宣传打响，但是却也在市府的努力之下，从台北人的乡愁之中找到共鸣，《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乐在政治的混乱、经济的萧条中间，跨越统独、族群的政治符号，为人们带来一个温馨而悠适的夜晚，松弛了很多人紧绷了许久的生活压力，这样的成绩不可抹灭，可怕的是在成功之后所可能产生的误会。
小动作险坏了大格局
在中山堂小广场上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制作本身而言，虽然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呈现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却也有更多的遗憾是可以因不同的做法而更好。因此，它的「成功」有可能多半来自于观众／市民的怀旧（nostalgia）情思，而非绝对的演出本身。毕竟，人在压抑于生活困境之下，往前又看不到前景之时，「怀旧」不仅只是精神上的纾解，或甚还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救赎。但是作为一个见证于现场的文化人而言，更多的感慨不是来自于思索为何国家会陷入如此的暮气之中，而是看到侧身文化、动见观瞻的政治人物的制约反应。
龙应台顺应演出制作上的设计客串「演出」马文才，或许是想要与观众「互动」，说了一些「俏皮话」，没有想到这些极力对比文化活动与政治口水的小评语，却适得其反地让龙局长坐实了一个政治人物的思考与政治行为，都是如此的自义而不自觉。龙局长可能认为那些话只是无伤大雅的小幽默，可是在一个与政治立场及选择无涉的文化场域里，只能凸显其无所不在的政治考量，成为一种小鼻子、小眼睛的权谋，适足以破坏原本要建设的文化深度与广度。
珍惜无心的意外收获
从这样的一场文化活动之中产生的一个好的结果与持续的能量，无论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或是无心的意外收获，政治人物除了欣慰与加紧地去努力开拓之外，实在不必沾沾自喜地抢著居功，或让它沦为另一种的政治「夜郎症」，掠夺文化的累进为其个别的政治资本。
在「一个城市的共同记忆」里去建构一个城市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价值，绝对是执政者在文化经营上应该被鼓励与肯定的策略，但是请政治人物三思，不要把它的一点点成绩演变为政治角力上的工具，戕害了文化发展上乍现的微弱生机。我们乐见市府在此次演出个案上的成就，并且也期待文化局循「老地方」与「共同记忆」的发展路线，找出那使人心温厚的文化价值，让它成为台北市值得自夸的城市特质。让我们在忆及「我的乡愁，我的歌」时，不再耽溺于悲情的漩涡而不可自拔；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之中，对于我们的城市──我们共同的家的记忆与思念应是温馨而甜蜜，不是一场转眼即逝无奈的蝴蝶梦。
愿以此期待台北这个「老地方」，在文化上的「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