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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李心草(新象艺术中心 提供)
音乐

充满希望与不确定性

直接来说,音色是「中交」较弱的一环;一部分是乐器不够好,一部分则是乐手青涩,自发音乐性不够。此外,乐团可塑性大幅提高,反应力和细腻度都达到相当高水准,不再像以往有种莫可奈何的顽固惯性。总结之,中国交响目前尚不足称首屈一指世界级团队,但它已让外界确实看到它的潜能,反映中国乐坛充满希望与不确定性的前景缩景。

直接来说,音色是「中交」较弱的一环;一部分是乐器不够好,一部分则是乐手青涩,自发音乐性不够。此外,乐团可塑性大幅提高,反应力和细腻度都达到相当高水准,不再像以往有种莫可奈何的顽固惯性。总结之,中国交响目前尚不足称首屈一指世界级团队,但它已让外界确实看到它的潜能,反映中国乐坛充满希望与不确定性的前景缩景。

中国交响乐团

2002年12月26、27日

国家音乐厅

中国交响乐团在访台返回后不久即发布新的人事消息,由华裔美籍指挥家李晓芦出任首席指挥,合约期限两年。李晓芦今年四十四岁,是美国东康乃狄克交响乐团(Eastern Connecticut Symphony Orchestra)与缅因州邦格交响乐团(Bangor Symphony)音乐总监。至于悬空一年的音乐总监缺,据可靠消息来源,还是属意西方指挥家。如果此事成真,将会是西方人出任中国国家级音乐团队总监的先例。从七○年代反西方的音乐堡垒,到成为西方人领军的国际化组织,政策恰恰回转了一百八十度。值得注意的是,从体制改革、谋求生存、世代交替乃至国际接轨,中国交响乐团近十年令人吃惊的变貌和活动力,值得台湾乐界参考。

「中交」的前史

中国二十世纪接触西方音乐后,历经草创和摸索,抗战时期建立规模,而交响音乐真正成长蓬勃,约在「建国十年」和文革间的黄金时代。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的前身)一九五六年脱胎自综合康乐团体「中央歌舞团」成立,往后四十年一直扮演指标角色,核心人物有李凌、李德伦、严良(方方土)、韩中杰等前辈音乐家。文革期间古典音乐活动中止,倒发展了不少样板戏和国民乐派管弦乐。文革结束后的七七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周年,李德伦率先重新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贝多芬五号交响曲《命运》,透过广播传送各地,等于吹响了西方音乐重生号角。 

由于长年以演奏中国音乐为主轴,加上主流音乐家大多接受前苏联学者指导,中国管弦乐团发展出一种特有的音乐演奏个性。如同京剧一样,被形容为「尖、高、硬、响」,和西方乐团美学颇有差距。然而二十年间,变化却急速发生著,九○年代初各音乐团队涌起改制潮,争相采取西方音乐总监制度,而经营管理也脱离以往依赖中央的模式(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改型,公家部门无力再扶植这些团队)。历史悠久的中央交响乐团也不能自外于潮流之外,于九六年九月改招牌为「中国交响乐团」。

改革总是剧烈的

改革幅度是相当剧烈的,中交聘请活跃美国的陈佐湟担任首届音乐总监,打破惯例淘汰老团员,大力向其他团队挖角,造成乐坛第一波磁吸震荡,使包括「中芭」在内的老团差点瓦解。行政方面,招安民间散兵游勇,组成颇具战斗力的行销团队,与国内外企业结合,造势手法推陈出新,创团音乐会前就与Philips唱片合作推出布拉姆斯第一号交响曲CD,而文宣、节目单之豪华,令到场观摩的笔者为之咋舌。相形之下,当时观念保守、不断原地踏步的台湾「联管」确实让人忧心。 

然而,改组后的中国交响并没有踏上长治久安之路。保守势力反扑、与乐坛人士关系不佳(如北京音乐厅)、音乐生态转型不全、资金短缺等困扰,始终没有脱离乐团。而因理念问题,打天下的战将们起了勃谿,造成内忧外患、江山动摇。两千年,挟庞大政商人事资源的余隆崛起,将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早年由林克昌、袁方担任指挥)改组为「中国爱乐」,同样对中国交响的音乐、行政人才大力挖角,造成第二波磁吸震荡。中国交响不少好手被挖走,差点成了个「巴洛克乐团」,陈佐湟洒泪下台,乐团陷于风雨飘摇。

乐团新聘名气不小的汤沐海担任音乐总监,并从中央民族乐团找来行政经验丰富的俞松林担任团长。由于时空条件差错,浪漫性格的汤沐海与务实的俞松林意见不合,最后以总监出走国外拒不赴任收场。俞松林一方面巩固社会关系,一方面招收新血,在常任青年指挥家李心草支持下,倒也转危为安,不但恢复演出计划,还带团到欧、亚洲南征北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这些风风雨雨,中国交响已经不再是老气横秋的老大乐团,而是以一群青年音乐家为主干组成的生力军。现实环境艰苦,却因此能在短时期把乐团汰炼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风貌。

中国的新生代形象:李心草

李心草是本次访台的灵魂人物,三十出头年纪,个头不高,娃娃脸,经常带著和善的笑容,团员称他为「小草」,恰好展现鲜明的新生代中国音乐家形象。小草很早崭露头角,在学期间就曾指挥中央乐团、上海交响演出,九六年赴维也纳深造,九七年赢得四十五届贝桑松指挥大赛第二名。两天演出曲目包括海峡两岸作品,德奥以及俄罗斯古典乐曲,呈现指挥与乐团的多方能力。

李心草的指挥幅度很大,姿态也相当潇洒优美,音乐诠释属理性控制型,与台湾的吕绍嘉颇多相近特质。他的音乐显得自信成熟,举凡结构张力塑造、音色对比、细节处理,都精心掌控,高潮段落辉煌而不流于滥情。笔者认为,他对德奥音乐的解析力最值得称道,例如第二天华格纳《崔斯坦与伊索德》之〈前奏曲〉与〈爱之死〉、理察.史特劳斯《死与净化》起伏有致、扣人心弦,李心草穿透德奥音乐语法,恰如其份塑造一丝不苟的纯正风格。

可塑性提高,但自发音乐性不足

中国音乐方面,李心草具有中国音乐家的「血性」,印象派风格的徐振民《枫桥夜泊》、浪漫风格的《梁祝》协奏曲(吕思清独奏)、民俗风格的《良宵》都演奏得流畅道地。倒是马水龙作品《梆笛协奏曲》(陈中申独奏)没有掌握台湾音乐特有的节奏语法与配器色彩,演奏得匆忙、杂乱,与独奏默契也未充掌握。

拉赫曼尼诺夫二号交响曲采取较快速度,以明晰而戏剧化的对比,使本曲发散华丽的外在效果,激发更多动感,第三乐章慢板透明清澈的弦乐质感令人印象深刻。萧邦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刘孟捷独奏)的独奏与乐团都没有突出发挥,成绩普通。乐团方面,直接来说,音色是较弱的一环,虽然较旧时代已大为进步。一部分是乐器不够好,一部份则是乐手青涩,自发音乐性不够。不过除此之外,令让笔者吃惊的是乐团可塑性大幅提高,反应力和细腻度都达到相当高水准,不再像以往有种莫可奈何的顽固惯性。总结之,中国交响目前尚不足称首屈一指世界级团队,但它已让外界确实看到它的潜能,反映中国乐坛充满希望与不确定性的前景缩景。

 

文字|杨忠衡 资深乐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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